截至4月16日，印度国内一共确诊了13292个新冠病例，死亡有432例。这个数字表面看上去并不严重——人口4倍于美国的印度，确诊人数只有它的2%，死亡人数则只有它的1.5%。国际上普遍忧虑的是印度较低的检测量。4月16日当天印度的检测人数有3万人，相当是每百万人检测219人次，美国检测量达到10262人次，普遍检测做得比较好的亚洲国家韩国则是10460人次。
较低检测量是由于受到试剂盒和实验室的共同制约。印度本地生物制药企业Mylab成为国内首个获批生产核酸试剂盒的公司，3月26日正式投放实验室采样使用。在此之前，印度的核酸试剂盒供应主要依靠从德国进口，但因疫情期间航班受到影响以及其他国家也有需求，不能得到稳定供应。Mylab提供给本刊的文件显示：“现在公司每天的产量能保证1.5万个测试。一旦疫情恶化，可提高到5万个。并且相比现在7个多小时才能确认感染，Mylab的产品可以把时间缩短到2.5个小时。”更多的本地厂商正在加入核酸试剂盒的生产，然而获得批准却需要时间。仅有的5个评估中心集中在新德里、浦那、海得拉巴和加尔各答几个城市。比如在金奈的一家企业Trivitron Healthcare就反映因为封禁期间公共交通中断，产品无法送到最近的浦那送检。
印度政府还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定购了抗体检测试剂盒。广州的万孚生物就是首批通过印方评估的一家企业。万孚生物告诉本刊，第一批订单在4月3日确认之后，30万人份的产品已经在4月16日到达了印度，剩下的订单从现在到5月下旬期间，将按订单安排分批次发货。“特异性抗体可以在感染7天左右出现，通过抽血来快速获得抗体检测结果。需要注意的是，机体免疫应答受病原体的致病能力和机体的免疫功能等因素影响，不同患者的特异性抗体出现时间和表达水平存在个体差异。另外，作为检测试剂的一种，抗体检测试剂仅用作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疑似病例的补充检测，或在疑似病例诊断中与核酸检测协同使用，不作为新冠病毒感染者确诊和排除的依据，也不适用于一般人群的筛查。”对方这样说。另外一位参与武汉抗疫的医生赵晓（化名）也确认了这种说法：“使用抗体测试盒主要是用在感染发生后，对人群感染状况和程度的回溯，以及对未来是否能够解封来做判断。比如武汉现在的复工检查中，就会提供核酸+抗体这样的检测套餐。抗体检测并不能取代核酸检测的作用。”
3 月31日，参加完跨国伊斯兰宗教团体达瓦宣教团在印度首都举办的年度集会后，部分人员被带去隔离点进行隔离
能够处理检测样本的实验室的情况是又一掣肘检测的因素。实验室分为公立和私立。目前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ICMR）批准的公立实验室有194家，私立有82家。对比韩国全国650家实验室的数量，就能知道印度这276家实验室分布较为稀疏。4月8日最高法院接受律师公益诉讼的请求，裁决私立实验室的检测应该免费。此前公立一直免费，私立定价在不得超过4500卢比（约人民币416元）一次，被认为不利于防控展开。这样的决定马上就遭到了私立机构的抵制，理由是政府必须要买单，否则无法展开检测。在4月13日，最高法院只好重新做出限定：位于印度健康保险计划（Ayushman Bharat Pradhan Mantri Jan Arogya Yojana）里的人群可以得到免费测试，其他经济条件有困难的人是否能免费测试，则由邦政府再来决定。所以私立实验室收费，仍然会成为部分人获得检测的障碍。
在这样检测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最开始印度政府对于哪些人能够得到检测规定得非常高。在3月6日第一次发布的诊疗标准中，要求确诊新冠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以及同时具备过去14天内去到疫情国家的旅行史和发烧、嗓子疼等症状的人才能接受检测。在3月20日第三版中，增加了有症状的医务工作人员，以及有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I）的住院病人。在4月9日第四版中，检测标准才更加拓宽：放开为有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所有人，以及在新冠病人多发的“热点地区”或者人口聚集区居住，并且有发烧、咳嗽等症状的人。这种检测标准的转变也和印度从输入性病例到社区传播相关。尽管进入社区传播阶段一直都没有得到官方正式承认，但ICMR的研究人员最新发表的一篇对于SARI病人的监测论文表明，39.2%确认新冠病毒阳性病人既没有海外旅行史，也没有接触过其他确诊病人。之前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的一位官员就说：“如果有20%到30%的确诊病人都表示不知道怎么感染这种疾病，那就应该宣布到了社区传播的阶段。”
“对于那些测试量不够的国家，一面要不断提升测试人数，另一面也要当作社区传播已经发生，小心防范。”一位纽约健康组织的专家这样说过。在测试之外，“人防战术”也是印度防控疫情的方式。在IDSP的检测系统中，如果哪个地方发现了感染的情况，就会有社区工作者上门，详细来做家人和附近居民的流行病学调查。这样即使没有做测试，也能筛选出一部分高度危险的人。《自然》杂志网站的调查文章就发现，这种“人防战术”发挥好的是在农村地区和城市的贫民窟里，因为这里的居民一直依赖政府的服务；反而是在对城市上层人士的调查中是经常失效的，因为他们更怕染病之后被边缘化。在某些地方它也执行得更加强硬——在克拉拉邦，针对之前经历闪烁其词的人，会被调取手机里的通话或者聊天记录。
4月19日，印度青年大会的工作人员在新德里的办公室内制作口罩
在4月16日，一位ICMR的高级官员在召开发布会时，表示印度的检测策略仍然是“给那些最需要的”，而不是“基于人口数量的检测”。并且他认为现在的检测量是足够的，因为现在的统计结果表明“印度每24个接受检测的人里才有一个阳性病人，而日本是每11个有一个，英国是5.3，意大利是3.4。这说明新冠在印度的流行程度并不高”。也是基于对印度整体阳性率低的认识，ICMR在13日建议在阳性低于2%的地方，当地实验室可以用一种“合并检测法”（Pool Testing）：样本数在5份之内，结果为阴性，则所有结果为阴性；若为阳性，则进一步分开检测。“这种方式能提高检测能力与数量，同时大幅节省检测成本。”
对于这个“阳性率低”的结论，印度国内的医疗专家有着不同解读。印度的非政府组织“人民健康守护团”（Peo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