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庚子年。回溯一百八十周年以前，也就是1840庚子年，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而后的1900庚子年、1960庚子年，中国的国势一再的发生重大转折。“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今天，我们以林则徐的这句诗为切入，再来回顾一下这段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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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英国工业的发展，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努力寻找新的资源及产品生存空间。英格兰也成为世界资本主义阵营中最强大的国家，号称“日不落”帝国。
法国紧随其后。1789年7月，法国爆发大革命。统治法国数百年的波旁王朝及其君主制土崩瓦解。法国在这段时期经历了一个史诗式的转变：过往的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上街抗议的民众的冲击，旧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进步民主思想所取代。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社会革命，它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在法国初步确立了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这场大革命还震撼了全欧洲的君主专制制度，给它们以沉重的打击。在经济上也为法国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至1879年，共和派赢得法国总统选举，共和制在法兰西最终确立。
而在世界的东方，经明清两朝，我国反而演进到了封建专制的顶点。从清初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仍算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曾经的“康乾盛世”，从乾隆末年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皇权专制制度与腐朽不堪的清廷，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向近现代国家转型，自明代中叶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发展非常缓慢。
到1840年之前，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在全国成为普遍现象。吏治败坏，民生凋敝，封建专制之荼毒发展到了极致。
清政府用“八股文”将人民的思想禁锢起来，对民间不满的政治力量或评议时政者，实行残酷镇压。国家空虚，军备废弛。在对外关系上，清朝仍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东西方交流以及社会进步。
1840年（道光二十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终于爆发，英法联军即用坚船利炮第一次叩开了中国的大门，日趋衰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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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在康熙年间，原本还保留四个通商口岸。乾隆二十三年，朝廷下旨，除广州通商口岸外，其余通商口岸，一律关闭。
到了道光年间，英国人本希望中国能继续开放贸易。但英国出口的羊毛、呢绒等工业制品在中国却不受青睐，早在乾隆朝时，中国人就认为天朝什么都不缺，没必要与洋人进行贸易，这使得“出力不讨好”的中英贸易为英国带来庞大的贸易逆差（入超）。
而英国在18世纪开始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清廷则以银子作为货币，由于与中国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令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作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令英国人利润受损。税率方面，中国对英国的入口货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高税率，使英国大为不满。
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一直不利的贸易局面，英国人先采取外交途径强力交涉，未能达到目的。后就使用了卑劣的手段，靠“毁灭人种”的方法，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
鸦片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英印政府、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带来了惊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亦使中国由二百多年来的出超国变成入超国。
1839年6月（道光十九年），清政府委任钦差大臣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销毁鸦片19187箱，总重量两百余万斤。
“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600万两，中国国内发生严重的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最终，英国政府以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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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懿律、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率领下，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鸦片战争始爆发，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了1842年。
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自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并在客观上，促进了几千年封闭的自然经济体系的彻底解体。
在《南京条约》中，腐败的满清政府被迫将香港岛割给了英国。直至1997年，香港才被我国收回。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
1856年（咸丰六年）10月至1860年10月英、法两国在美、俄支持下再一次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其目的是英、法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疯狂扩大在华侵略利益。
英法联军这一次攻入帝都北京，咸丰皇帝逃往承德，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掠夺珍宝无数、并将其焚毁。战争中沙俄出兵后以“调停有功”自居，并胁迫清政府割让了外东北及西北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而成为最大的赢家。战争以清政府又被迫签订《北京条约》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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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文学家维克多·雨果于1861年11月25日在致巴特雷上尉的信中，对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的罪行仗义直言大加挞伐：
“有一天，两个强盗闯入了夏宫（圆明园），一个动手抢劫，一个把它付诸一炬。原来胜利就是进行一场掠夺。胜利者盗窃了夏宫的全部财富，然后彼此分赃。......之后，他们才双双手拉着手荣归欧洲。这就是这两个强盗的一段经历。......我们，欧洲人，总认为自己是文明人；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是野蛮人。然而，文明却竟是这样对待野蛮的。”
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得以集中力量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维持其统治。外国侵略势力扩大到沿海各省和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此后，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得以上位，逐步掌控军政大权，清政府也不得已组建了外交部门，时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一手北洋，一手外交，与慈禧太后共同支撑了大清朝最后的几十年江山。
1901年，78岁的李鸿章在忧患中死去。其《绝命诗》曰：“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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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朝末期，由于列强欺凌过甚，横行不法，激起了老百姓普遍的愤恨，造成了义和团的兴起。其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拔电杆、毁铁路、烧教堂、杀洋人。清政府一方面听信了义和团能够刀枪不入，杀光洋人，另一方面慈禧也认为列强已严重威胁到她的统治，所以，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五日对在华八国赫然宣战。
为扑灭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使得清廷俯首称臣。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组成的侵略联军约两万人，于1900年6月，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犯。最后导致中国陷入空前动荡，险遭亡国灭种。这次战争也被中国人称为“庚子国变”、“庚子国难”。
在这场灾难中，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紫禁城，抢走大量珍宝，并再一次火烧圆明园，掳掠中国人民。慈禧带着光绪皇帝先后逃到了山西太原和西安。后在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的主持下，再次被迫与各国议和，签订了《辛丑条约》，丧权辱国。
经过数月的反复磋商，双方就赔款总额等事宜最终被确定了下来：清政府共需向列强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海关税、盐税和常关收入作抵押担保。当时列强说，——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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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国变后，中国主权彻底沦丧。庚子国变为中国人不堪外国人压迫之民族排外运动，不惜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炮火相抗，爱国精神可嘉，行动却愚昧。
李大钊在其《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经此事变，清廷已成风中残烛，中国人则在受尽屈辱之后，更迫切地追寻振兴国家之道。
可实际上，两次庚子年，中国历经一个甲子的轮回之后，依旧没有找到真正的救亡图存之道。这包括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和张之洞的汉阳铁厂，甚至包括了近代很多著名的人士，如梁启超、魏源、左宗棠、辜鸿铭、盛宣怀等，他们无一不是人中龙凤，但并未能一肩挑起革新中国命运的使命。
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了数十年的武装革命，终于在袁世凯的斡旋之下，迫使清廷退位。但是，革命的成果却也就此葬送，后来又演变成了皇权复辟、军阀混战，中国人民陷入更加痛苦不堪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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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民国二十年），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中国再一次被蕞尔小国日本进犯，东三省快速沦陷。
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将反蒋抗日方针改变为“逼蒋抗日”。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之推动下，蒋介石及国民党决定调整其内外政策。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结束十年内战，与中共实行第二次合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终于建立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积极部署和指挥中国军队开赴华北和淞沪前线，抵抗日本侵略军。
他先后指挥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至1938年10月，使日军总伤亡45万余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基本宣告结束。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以毛泽东为核心领导下的中共，带领全国军民先后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总算以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形象，重现站立在了世界的东方。蒋介石退守台湾。
这是屈辱了一百多年的近现代中国一次伟大的转折，也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人民的胜利。其核心原因就在于中共的“毛泽东思想”，而相信人民群众、关心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与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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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始成立。期间也经历了诸多曲折和发展，早年的共产党人，因为急于照搬苏联革命经验，也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以及对于国民党还抱有幻想，所以一直没有成为左右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政治力量。
个人认为，在1945年之前，中共的历史抉择最重要的转折点有两条。
第一，是井冈山会师。是指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和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在江西井冈山的胜利会师，是中国革命、建军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
井冈山会师后，根据中共湘南特委决定，两军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武装力量，对巩固扩大当时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井冈山也因此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第二，是“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路线，及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中共、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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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人民群众路线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是推进中国革命、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法宝。
也正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系统地概括和论述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历史作用，自此形成了一整套中共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及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方法。
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就提出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党的基本的领导方法。在党的七大上，他把“密切联系群众”概括为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八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写入了“群众路线”的概念。
邓小平曾把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概括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这“三大法宝”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
而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究其原由，就是因为中共始终是代表大多数群众利益的。毛泽东也始终把人民群众看作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依靠力量，从实践和理论高度把自己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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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罕见的特大自然灾害，爆发了。新中国又遭大难，这场灾害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总之，在后来又动荡了中国近二十年。直至1992年，邓公二次南巡。中国和中国人民才彻底的走上了改革开放，强国富民的崭新道路。
但是，邓小平在1985年《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一文中亦说道：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自1840年算起，到现在一百八十年过去了，又一个庚子年即将到来了。
改革开放四十年了，理论上讲，2020年将是全国人民跨入全民小康之年，是新中国将重新以东方大国之实力与形象昂首屹立在东半球之年，是历经180年的屈辱和奋斗之后，全国人民重新找回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之年。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大幅提升，可居高不下的房价与物价仍然使得许多民众并没有获得优裕的物质生活，甚至尚有数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上。
尽管文化、科学、教育事业数十年来蓬勃发展，可伴随着西方和日韩的软性文化渗透，以及国内综艺娱乐、明星网红的井喷式覆盖，人民亦同样在精神生活上趋于拜金至上，道德滑坡。
尽管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互联网高科技产业成长迅猛，但是BAT大佬们似乎也已忘记了初心，我们并没有往基础技术领域的上游努力深耕，反而是在向低级的应用技术下游血拼。诸如拼夕夕、美团之类。
作为一个学者和社会观察者，我并没有看到文化、科技、人才的真正力量。人民，作为历史潮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如今......人家在产业升级，用东方化的思维做西方化的新技术；我们在产业转移，用西方化的绿漆刷东方化的老黄瓜。人家的人才在向高耸的金字塔顶涌动，我们的孩子在向拥挤的独木桥上插队。
人家已经活得那样滋润了，还要权利和自由，为的是人才是最值钱的；我们刚吃饱了，就迫不及待要抱大腿，不管是粗壮的还是香艳的，为的是前程才是最值钱的。......
一句话，人家要的是强者，我们要的还是胜者。如同一台相机，人家研究像素，我们研究像框。可是开了美颜效果，就真能照出盛世美景来么？！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历史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2020庚子年，这必将又是一个影响中国历史的拐点之年，我大中国唯有居安思危，审时度势，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在技术和制度上不断创新、革新，才能真正使得东风压倒西风，使我中华民族长盛不衰！
张锋编撰 2019年12月30日写于启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