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朋友年轻有为，去年入职一家新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一职。
这家公司的CEO已经六十多岁，引进新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公司死气沉沉的现状，我的朋友经验丰富，年富力强，在外企当过五年的人事总监，还拥有名校MBA学历，这令公司上下不由得刮目相看，也对他产生了不小的期许。
上任不久，我的朋友就发现，公司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绩效考核，新人没能得到充分激励，老员工则有些人浮于事。他意识到，只有在员工之间开展竞争，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说干就干，在获得CEO的授权之后，他开始了人事制度改革，引进KPI，实行末位淘汰制，加大奖金与分红的比例，并量化了很多工作环节。他决定效仿阿里，用一年时间为公司打造出一支“铁军”。
然而，现实没有按照预期发展。在新制度推行后不久，就陆续有老员工到总经理处告状。更令人失望的是，年轻职工对新制度同样反应冷淡，尤其是实行KPI与末尾淘汰制以后，师傅都不愿意教徒弟了，员工之间也失去了信任，一个小小的工作失误就会引发部门矛盾，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短短三个月内，员工离职率竟高达30%。
我的朋友并非毫无经验，过去在外企，他就是抓KPI考核的。同样的制度，为什么在那边没问题，到了这里却困难重重呢？
1/5 实然与应然
在我看来，我的朋友把方向与方法搞混了。
KPI是很好的管理工具，但好工具不等于解决问题。给你一把锤子，它只能用来敲铁钉，如果你用它来敲塑料钉，就会把钉子敲坏。我的朋友后来才了解到，导致那家公司效率低下的原因是人心涣散，他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提高团队的凝聚力，而不是用KPI把大家搞得人心惶惶。因为迷信KPI，他不由自主地以KPI的方法去界定问题，从而导致了误判。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影响了我们对问题的价值判断。反之，我们的价值判断又会改变问题的解决方式。我将其称为“应然”与“实然”的问题。
什么是应然？什么是实然？
所谓“应然”，就是这件事应该是什么样。所谓“实然”，就是这件事实际是怎么样。
举个例子，我打算从上海的人民广场赶到徐家汇。按照“应然”的逻辑，我应该花最少的时间抵达目的地，那么最快的方式显然是坐直升机，因为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直升机从人民广场起飞，在徐家汇降落，没有红绿灯与建筑物的阻隔，我可以笔直的飞过去。然而，按照“实然”的逻辑，我既没钱坐直升机，市区上空也不允许随便飞，所以最终我只能选择坐地铁。尽管坐地铁有些绕远路，但这才是更符合现实情况的方案。
我们常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何谓理性？理性就是在“实然”与“应然”之间找到平衡。“实然”要求我们准确识别事件的原因，“应然”则要求我们根据原因作出合理的选择。
黑格尔有句名言：“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过去我们对它的理解是，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原因。
黑格尔
比如，为什么为发洪水？也许是因为连日的暴雨，也可能是由于植被破坏导致的水土流失。为什么会打雷？因为云层中正负电荷的电位差引起了放电。为什么人会感冒？因为有人把病毒传染给他，或者他晚上睡觉着凉了。对于自然现象，我们总能找出发生的原因，这里所谓的“合理”，指的是合乎物理规律。
自然界发生的事情，绝大部分都属于“实然”的范畴。这在科学上没问题，可一旦用到人类社会，麻烦就来了。
2/5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吗？
如果“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是正确的，我们还需要改变现状吗？
比如，同样是劳动，为什么资本家就能拿大头，工人只能拿零头呢？按照黑格尔的逻辑，既然工厂为资本家所有，资本家当然有权决定谁拿多少。你不服就别干，反正没人逼着你干。再比如，虽然教育部三令五申反对中小学生课外补课，但各种补习班的生意仍旧火爆。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既然补习班有市场，就说明它满足了消费者的普遍需求。如果你问家长，为什么要送孩子上补习班，他们一定会说：现在升学竞争那么激烈，不给孩子上补习班能行吗？既然补习班有助于提高孩子成绩，政府为何还要阻止呢？
一旦你认同了“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一论断，就等于承认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必须接受。资本家剥削工人是合理的，补课剥夺小学生的休息时间是合理的，贫富差距是合理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是合理的，战争，贫穷，压迫，不公······这些现象伴随着人类从古到今，统统是合理的。如果按照这条逻辑链一直走下去，你会得出很多荒唐的结论。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哲学教科书里，黑格尔往往被打成“反动哲学家”加以批判，因为他反对革命，鼓励人们逆来顺受，为资产阶级充当辩护人。
不过从严格意义上，黑格尔所谓的“合理”也不是上面所说的意思。我这篇文章不打算讨论黑格尔，让我们回到本来的话题上。
为什么有人觉得只要是社会现象就是合理的？因为他们受到了强大的“实然”逻辑的影响，他们的言下之意是，如果某件事不合理，就不会发生，或者早就被解决了。倘若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却一再发生，则意味着它是合理的。
3/5 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
网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段子，是两位智者的对话。
甲说：现在基层工人生活太苦，政府应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
乙答：如果提高了最低工资，企业家用工成本提高，就会削减招工人数，只会引发更多的失业。
甲说：穷人都快饿死了，政府应该补贴这些人。
乙答：如果政府补贴穷人，就等于供养懒汉，大家都不干活，穷人更吃不饱。
甲说：现在国产货竞争不过外国货，政府应该增加进口关税，保护民族产业。
乙答：增加了关税也不会有帮助，产业升级只能靠自由竞争。
以上对话中，甲是政治家，乙是经济学家。
假设你是个雄才大略的总统，准备搞一项经济改革。你请来一位经济学家为你出谋划策，结果会怎样呢？你可能大失所望。
因为经济学家都是谨慎而保守的，他们对政治家的壮志豪情总是投以警惕的目光，比起后者的政绩，他们更关心市场的波动。作为这个世界上最相信事实的一群人，经济学家总是建议你啥都别做，一切听市场的，先观察一阵再说。即使要改变，也改变得越小越好。
在经济学术语里，有“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区分，实证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世界的运行规律，规范经济学则研究怎样运行会更好。
国内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提出，大家应该把更多精力花在实证分析上面，因为只有理解了市场规律，才能做出有效的决策。他认为，经济学家要将99%的精力用于解决实然的问题。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原则。实事求是，也是中共获得群众支持，并打败国民党的重要条件之一。对于政治家，一厢情愿的决策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满腔热血的理想主义往往比无所作为更加可怕。
在经济学家看来，实证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的基础，不彻底把握市场的规律，再好的政策也是空中楼阁。所以，经济学家们对新政策的制定总是慎之又慎。他们宁愿把更多时间花在研究实然问题上，而不是给出任何形式的承诺。所以你也很难指望他们能提供一个激动人心的建议。
4/5 少谈主义，多谈问题
经济学家强调实事求是，有些人却喜欢指点未来。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清政府的垮台不仅代表了一个政权的灭亡，更意味着一个古老文化的解体。旧传统已经过时，新思想五花八门，中国该何去何从，成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当时国内流行着各种思潮，有主张效仿英美搞议会民主的，有主张学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当然，一些保守派叫嚣着恢复帝制，而激进派则认为无政府主义才是国家的未来。
每个人坚持自己的主张，却似乎都停留在喊口号上。为此，思想家胡适曾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起了舆论界的强烈反响，后来，胡适的这句话被广泛引用，成为了至理名言。
胡适
胡适认为，大家的争论都是纸上谈兵。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的。知识分子热衷于用主义包装自己，并不知道老百姓究竟想要什么。
用今天的话说，谈主义属于应然的逻辑，而谈问题就属于实然的逻辑。对于大多数人，谈主义要比谈问题容易的多，因为谈主义只是亮明个人态度。谈问题却得花时间了解背后的来龙去脉，不是人人都能做或者愿意做的。
但是在公众舆论看来，谈主义的人却比谈问题的人更受欢迎。越是鲜明的观点，就越是引人注目。谈主义能给自己贴上标签，增加在舆论场上的辨识度。可是谈问题却不同，谈问题要摆事实，讲道理，但公众却不怎么喜欢听道理，中肯的意见未必能打动人心，他们要的是希望。
其实这种情况在企业中也挺常见，很多企业家在介绍自己的企业战略时，总是滔滔不绝。但是听下来你会发现，他们所谓的战略，仅仅是一种口号，充其量不过是愿景而已。
不仅如此，他们还会把这些口号贴在墙上，让员工时刻牢记。诸如：“成为电子商务行业的领军者”，“把匠心精神植入企业基因”，“成为顾客最忠实的管家”等等。殊不知，这些口号并不是真正的战略。战略是一条完整的因果链条，正如管理学家鲁梅尔特在他的《好战略，坏战略》一书中所强调的，好战略是由调查分析、清晰的目标以及连贯的行动所组成的。换而言之，他是应然逻辑与实然逻辑的结合。很多企业家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总是将计划与战略混为一谈。
5/5 拥抱真实世界
有些企业家不会同意鲁梅尔特的观点，企业把战略口号写在墙上，并不代表这些是战略的全部。口号的作用是激励人心，但经营逻辑却存在于企业家的脑海中。战略既不是口号，也不是管理咨询师所热衷的思维导图，战略不是分析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人的理性不是计算机，他总是受到各种条件的约束。我们习惯于把应然与实然区别开，但在现实决策中，两者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举个例子，你正打算开发一款新产品，你这么做是为了提高销售额，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同时为将来的转型做准备。但拓展市场是有风险的，你的企业在这一领域没有太大的优势，而且新市场还面临新对手的竞争。你只有分析了公司现有的竞争优势与资源储备，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你想做什么，是应然的逻辑。你能做什么，是实然的逻辑。不了解你拥有了有什么，你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对个人也是一样，你想转行，却没有相关的经验。你想创业，但既无资源也没人脉，我们想做又不敢做，到底做还是不做呢？
问题在于，未来是不可知的，真相也无法穷尽。除非尝试过，否则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对不对。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是不会在得到所有确切答案之后才行动的。乔布斯在发布iphone之前，没有做过任何市场调查。马斯克在推出特斯拉之前，也没有询问过消费者到底喜欢怎样的汽车。
面对不确定性，才是真实世界的常态。如果你永远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做，该不该这样做，有没有理由这样做，你只会寸步难行。
普通人总是在应该如何与实际如何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大部分人会选择在舒适区待着，他们的逻辑是：有多少条件，做多少事。普通人看问题的方式，决定了他们只想要现成的答案。
对于理论家，他们更擅长剖析问题，他们会把原因不断拆分，并构建出一条完整的因果链。理论家都是聪明人，但正因为太聪明，他们虽然发现了问题，却不愿意承担风险，他们宁愿把现实的不确定性交给别人。
而企业家则不同，他们也会纠结，也可能犹豫。可一旦诉诸行动，他们就会义无反顾。缜密思考，迅速决策，这就是企业家的逻辑，更是行动者的逻辑。勇敢走向现实，主动承担风险，这个世上没有现成的答案，到底行不行，只有做了才算数。
普通人纠结于应然，理论家沉溺于实然，行动者则拥抱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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