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代文人有个理想，就是希望遇到一位既有雄才大略，又能够礼贤下士的圣君。圣君与贤臣只要相互扶持，相互信任，就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当然，中国历史上不乏类似的天作之合，比如刘备与诸葛亮，唐太宗与房玄龄等等，可惜所谓的“圣君”就像真爱一般可遇不可求。对于大多数文人也就是想想而已。
但如果你既有真才实学，又有鸿鹄之志，碰巧又遇上个掌握权力的人赏识你，重用你，那么无论这个人的资质如何，你都可能对他另眼相看。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对君臣有点特殊，他们的关系仅仅维持了83天，属于名副其实的“闪婚”。而且这个皇帝当的够糟心，做臣子的到头来啥也没得到，他们一度将对方引为知己，却在错误的时间给彼此挖了个坑，共同导演了一出惊天的闹剧。
这两个人，一个叫袁世凯，另一个则是本文的主人公——杨度。
1/7 湖南湘潭走出来的青年才俊
袁世凯咱们就不多做介绍了，他曾是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里的头号大反派，因为1915年复辟称帝，开了历史的倒车，被后人扣上“反动军阀”的帽子，给自己惹了一世骂名。
那么这个杨度何许人也？他是袁世凯称帝的重要推手，民国初年国内第一流的学者，曾与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物齐名，在政治学、佛学等领域有很深的造诣，也是中国最早研究西洋宪政的知识分子之一，曾被袁世凯亲笔题书，誉为“旷代逸才”。
杨度在日本留过学，作为杰出的学者与学生领袖，与孙中山也有不错的私交，却为何要协助袁世凯倒行逆施，上这条贼船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杨度出生于1875年，是湖南湘潭人，众所周知，湖南在近代史上人才辈出，光是晚清就出了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这类全国级的大名人。18岁那年，杨度考上了举人，如果一切顺利，他将在科场上扬名立万，像同乡曾国藩那样做个翰林学士。
可在此时发生了一件大事，1895年，清廷甲午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是清朝立国以来罕见的奇耻大辱，康有为梁启超召集了数百名举人向光绪皇帝上书，请求朝廷拒绝与日本和谈，这便是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杨度也在公车上书的名单里，借着这次机会，他结识了康梁，受后者的影响，杨度也开启了对于国家前途的思索。
杨度年轻时曾写得一手好文章，据说他对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不屑一顾，认为自己的水平高出他们一筹。为此，杨度赢得了狂士的美名，并引起了大儒王闿运的注意。
王闿运是个旧式文人，由于早年仕途不顺，后来在湖南教书，成了当地的名士。王闿运听说过杨度，对他的才学非常欣赏，并决定收其为学生。就这样，杨度正式拜入王闿运的门下。在此期间，王闿运除了向杨度传授经史子集，顺便向这位年轻的学生贩卖了自己的一项私货——帝王学。
帝王学顾名思义，就是教你如何治国理政的学问，它在中国古已有之，被历代知识分子加以改造和包装，结果就成了包含了哲学、经学、史学、军事，以及不少天文地理知识，几乎涵盖了一切学问。
但正因为如此，帝王学才变得很玄乎，你可以觉得它啥都是，也可以认为它啥也不是。可这套学问偏偏对读书人很有吸引力，简直像一套武功秘籍，仿佛掌握了帝王学，他们就拥有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能力。
杨度在王闿运的灌输下，也开始醉心于帝王之学，并渐渐物色起心中理想的“帝王”人选。
2/7 认识袁世凯
早在京城参加公车上书期间，杨度就听闻了袁世凯的大名。彼时的袁世凯四十岁不到，被清廷上下视为民族英雄。
袁世凯虽然读书不多，但是行事果断，带兵有方，是朝廷里出了名的干才。朝鲜爆发兵变，袁世凯以雷霆之势逮捕了带头作乱的首领。平叛之后，袁世凯又说服朝鲜当局击败了驻朝鲜的日军，从那时起，他便发现了日本人意欲吞并东亚的野心。
甲午战败，袁世凯向光绪提议采用欧洲的方法训练军队，并大规模引进西式的武器装备，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小站练兵。
袁世凯仿照德国的军制，编写了《练兵要则十三条》，呈送给李鸿章、荣禄等朝廷重臣，最后得到光绪皇帝的信任，在小站为大清培养新式陆军。
很快，小站练兵就开始声名远扬，吸引了一大批青年才子的目光，出于好奇，在袁世凯好友徐世昌的引荐下，杨度决定前往小站一探究竟，他很快就被眼前所看到的一切震惊了。
袁世凯的这支新式陆军无论在武器装备、组织纪律还是在精神面貌上，都与传统军队有着天壤之别。杨度早年在军营里生活过，深知旧式军人是一副怎样的德行：他们衣着邋遢，举止粗鲁，平时欺压老百姓是内行，可一碰到打败仗撒腿就跑，脱下军装，这群人就是地痞无赖，俗话说“好男不当兵”，还是有点道理的。
不仅如此，袁世凯手下的官兵竟没有一点架子，他们会主动告诉杨度长官去了哪儿，何时回来，还会以茶水款待杨度，给他安排住宿，这又让杨度大为惊奇。要知道，过去的中国士兵根本就不懂这一套，除了对长官唯唯诺诺，其他人则压根不放在眼里。
他还从士兵的口中得知，营中所有官兵，包括袁世凯在内，一律早晨五点半就起床，上下级统一服从规章制度，不搞特权。更令他敬佩的是，袁世凯每月还给亲自士兵发工资，绝不拖欠军饷。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军队里的长官贪腐成性，克扣军饷，中饱私囊更是家常便饭，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士气，打仗时不堪一击。
后来，袁世凯亲自接见了杨度，一番交谈过后，他给杨度留下了如下印象。
首先，袁世凯没有一点架子，他平易近人，正如他那胖乎乎的身材，容易给人以亲近感，甚至还有一种憨态可掬的感觉。这使得袁世凯很容易受到平民的爱戴。
其次，袁世凯颇有报国之志，这从他当年向朝廷呈送《观海楼谈兵》、《练兵要则十三条》等行动中就可以看出。但更重要的是，袁世凯绝不是只会夸夸其谈的官僚，他的能力是实打实摆在那儿的，而且有雄心，有格局，有视野，这样的人物，想不成大事也难。
小站练兵时期军官合影
在杨度这位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面前，袁世凯无疑是当世豪杰，国之柱石，这样一位英雄人物，对时局也一定颇有见地吧。临行前，杨度特地请教了袁世凯：眼下国事维艰，您是否赞成变法？
3/7 日本的留学生代表
其实自甲午战争惨败以来，变法图强已经成为朝野共识，上到王公贵族，下到一介书生，都相信国家非变法难以维系，连慈禧太后都赞成朝廷需要变法，但问题是怎么变，何时变，变法的力度有多大，谁的心里也没谱。
那袁世凯是否赞同变法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本人正是变法的既得利益者，小站练兵，就是朝廷在军事上的一次变法。袁世凯希望皇帝能够下大决心，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他甚至还参加了康有为等人组织的强学会。
可就在这看似一边倒的呼吁下，1898年的戊戌变法竟以失败告终，而且败的仓猝，败的狼狈，原先设想的宏伟蓝图成了一地鸡毛。主张变法的人要么被杀，要么流亡。戊戌变法失败，固然有守旧势力在搅局，但最根本原因，还在于维新派从制度设计到政治经验都过于幼稚，在一帮老谋深算的政客面前不堪一击。
当然还有人认为，是袁世凯关键时刻向守旧派告密，使得维新变法满盘皆输，并直接导致了慈禧太后重执权柄。尽管袁世凯本人一再否认，但维新派始终把这笔账记在了他的头上。
但变法失利不代表清廷不需要改革，之后朝野上下围绕如何改革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此时杨度已经东渡日本，在日本政法大学研究起了各国政治。他阅读了卢梭、孟德斯鸠、约翰·穆勒等西方学者的著作，日以继夜的思考，他没有盲目崇拜西方制度，而是努力把这些西哲的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
戊戌变法失败后，让很多人，尤其是广大留学生对清廷彻底失去信心。而此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开始在留学生中间活跃，鼓吹革命思想，推翻满清政府。
杨度在留学生中间很有人缘，1905年，他当选为旅日留学生总干事，还代表海外留学生归国请愿，要求朝廷废除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为收回粤汉铁路的路权立了功，得到张之洞等清廷大员的赏识。
此时的杨度春风得意，深受朝廷器重，断不可能赞成孙中山一派的激进思想。而日本的成功经验则告诉他，皇帝并非国家落后的标签，像日本这样的新兴帝国，保留了天皇，使国家上下团结一心，大力发展军事与实业，照样成为了世界强国，既然如此，中国为什么非要把皇帝赶下台呢？所以，中国应效仿英日实行君主立宪。国家内阁成员由选举产生，给人民充分的自主权。
4/7 投靠袁世凯
杨度的思想，在当时的人看来，无疑是最稳健，最务实的救国方案。无论是进步人士还是守旧派，都赞同杨度的主张。何况此时的杨度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宪政学者，又有留洋背景，怎么说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
据说杨度和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有过这样一段争论，孙中山坚持要把满清政府逐出中国，他向杨度分析了帝制的种种危害，并坦言自己不相信清廷会有改革的诚意。双方最后没有取得有价值的共识，却成了一对好朋友。事后，杨度对孙中山说了这样一段话：“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
孙中山是怎么回答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当1906年清廷决定立宪改革，并请杨度撰写《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时，全天下的人都相信清廷这回要玩真的了。
清朝预备立宪考察团
以上这两篇报告使杨度在国内声名大噪，他一下子成了中国研究君主立宪的权威人物。从某种程度上，他甚至已经被贴上官方学者的标签。袁世凯和张之洞一起举荐他，作为朝廷预备立宪的首席顾问。
杨度第一次走进宫廷，向王爷贝勒与朝廷重臣宣传他的立宪思想，在别人眼里，杨度是个宪法专家，虽然只有举人文凭（相当于今天的高中学历），在日本也只上过几年的速成班，但仍被大家视为难得一见的高材生。事实上，清廷的许多立宪文件都出自杨度的手笔。
袁世凯是预备立宪的积极分子，正是在他的多方努力下，杨度这个在野的书生才能够走进朝堂，成为受人尊敬的官方学者。因此，他对袁世凯格外感激，如今袁世凯位高权重，他必须想办法报答对方。
但袁世凯之所以热心于立宪，首先是出于政治考虑，他想趁机削弱皇族的权力，并扩大汉族官员的队伍。
晚清自李鸿章去世之后，朝中最有声望的汉族大臣只有两个，一个是张之洞，另一个便是他袁世凯。张之洞已步入风烛残年，袁世凯就成了唯一能够挑大梁的人。一旦立宪成功，他就是背后的头号功臣，届时袁世凯手里有权有兵，在朝中将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但杨度没有注意到袁世凯的野心，即便注意到，可能也觉得无可厚非。因为在他眼里，袁世凯是当时能够力挽狂澜的唯一人选。他曾经把希望寄托于梁启超、谭嗣同这帮人，但他们在政治上太幼稚，做事完全不靠谱。他还考虑过由孙中山扮演这个角色，可惜后者的政见与他不一致。目前只有袁世凯，这个中国政坛上的第一强人，有能力实现他的君主立宪梦想。
5/7 袁世凯成为辛亥革命的最大赢家
遗憾的是，清廷的预备立宪弄了个虎头蛇尾，全国人民彻底对清廷失去信心。上帝没有给清政府更多的时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式敲响了清王朝灭亡的丧钟。
武昌起义轰轰烈烈，但真正埋葬清王朝的那个人却是袁世凯，袁世凯出面与革命军谈判，在获取了足够的政治回报之后开始向清廷逼宫，袁世凯手里掌握着新式陆军，他倒向哪一边，就能帮助哪一边取得最终胜利，最后，袁世凯选择了革命党，并成功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辛亥革命之际，杨度是袁世凯最器重的幕僚之一，武昌起义爆发时，袁世凯还派他利用日本留学时期积攒的关系与革命党人和谈。但是从内心深处，杨度不相信革命党能够成气候。眼下清廷被推翻了，杨度开始怀疑起自己的理论，不得不在口头上支持共和。
唯有袁世凯对革命派倡导的共和制始终不以为然，辛亥革命让他看到了地方力量的崛起，实际上这股力量早在晚清时期就已形成。袁世凯担心，如果让各省议会由自己投票来选出地方长官，那么中国就要回到类似于唐代藩镇割据的局面，所以，他千方百计想建立一个集权政府，这就不可避免的与南方的革命政权产生了严重冲突。
作为一个从封建体系中走出的官僚，袁世凯根本不可能，也没时间学习现代政党政治里那套复杂的斗争技巧与政治手段，面对议会中咄咄逼人的国民党议员，袁世凯几乎无法通过任何一项重大决议，他每天都在收拾乱局，若想继续呆在总统的宝座上，唯一的选择就是独断专行。
从1913年10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剥夺了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1914年1月份，袁世凯解散议会，中国再次陷入各派纷争的混战局面。
在失望中，袁世凯觉得，中国还是需要一位权威来统治，即便这个权威不再是爱新觉罗氏，至少也应该是一位像他这样的强人。
辛亥之后，杨度一直力挺袁世凯，当孙中山的心腹黄兴邀请他加入国民党时，杨度拒绝了。此时他又结交了一位新朋友，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
袁克定温文尔雅，生得一表人才，他始终坚信，父亲有一统天下之才，袁世凯当选为总统之后，袁克定成了父亲的左膀右臂。身为大总统之子，身边溜须拍马的人自然就多了，很多人认为袁克定文韬武略一应俱全，是理想的治国人选，袁克定偏偏把这些话听进去了。
袁克定在德国治过腿伤，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在德国期间，他受到了威廉二世皇帝的接见，他对威廉二世极为崇拜，并始终牢记威廉皇帝对他说的那句至理名言：“共和制不适合中国，中国若想强大，必须实行帝制。”
6/7 协助袁世凯称帝
袁克定把威廉二世这番话告诉杨度，杨度听了又惊又喜，他一直担心，自从中国建立共和制之后，像他这样的立宪派会失宠。如今这位袁大公子替他说出了心里话，他突然有了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袁克定还对杨度说，袁世凯曾考虑让他做国务总理，只因为身边的老部下嫉贤妒能，才没了杨度的位子。这番话把杨度说的心里美滋滋，这个袁大总统到底还挂念着我！还有他的大公子袁克定，正所谓虎父无犬子，两人英雄所见略同，一拍即合，相互引为知己。
与此同时，一个叫古德诺的美国学者也开始鼓吹帝制，1913年，作为民国总统法律顾问的古德诺公开主张，中国民智未开，实行民主制只会带来混乱，所以，君主立宪才是最适合中国的道路。
这就给杨度吃了颗定心丸，日本人、德国人，甚至连美国人都认为中国人需要皇帝，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杨度一开始就是对的，再看看中国的现状，四分五裂，各方混战，没了皇帝，你们谁搞得定这个局面？
很多人认为，袁世凯当年称帝，是被大儿子袁克定给坑的，袁克定巴望着父亲有朝一日当了皇上，他就能作为“太子”继承大统，所以在袁世凯犹豫不决的时候，袁克定伪造了一份《顺天时报》，炮制出老百姓盼望袁世凯称帝的假新闻，一手将老爹送上了不归路。
然而，以袁世凯的老谋深算，岂能被这套把戏给蒙骗？更何况，即便袁世凯相信这个新闻是真的，他也不会单凭这一点就去当皇帝，如果这样的话，他这么多年的官场也算是白混了。
所以，袁世凯称帝真正的推手，不是别人，正是以杨度为代表的一批立宪派文人，只有他们的支持，才能让袁世凯真正有底气去推翻共和，实现梦寐以求的个人独裁。
1915年4月，杨度向袁世凯呈上了《君宪救国论》，这部长篇大论以对话的形式，阐明了君主立宪思想，文章的主旨大致便是，中国人在政治上还很幼稚，不知道自由平等为何物，由专制贸然过渡到共和，会使国家群龙无首，分崩离析，所以，时代呼唤帝制，人民呼唤帝制。
袁世凯称帝时期的杨度
1915年8月，袁世凯授意杨度成立筹安会，这个筹安会可不简单，里面都是不一般的人物，包括同盟会元老孙毓筠，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以及著名翻译家严复等等，他们皆对共和制大失所望，希望中国由一位开明的君主来统治。
1915年10月，袁世凯在国民会议上全票正式“当选”为皇帝，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称帝，把新王朝定名为“中华帝国”。
当然，袁世凯这位杨度心目中的“真命天子”只当了83天，这两人的“君臣关系”也仅仅维系了短暂的几个月。1916年，袁世凯在公众的唾骂声中辞世。杨度也遭遇四面楚歌，人们把他视为“帝制余孽”。在黎元洪的惩办帝制祸首令中，杨度被排在了第一位。
7/7 好为帝师的一介书生
袁世凯去世之后，杨度退出了公众视线，晚年的他遁入空门，醉心佛学，但与孙中山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偶尔作为政治联络人现身，1931年，杨度在上海病世。
据说袁世凯在决定筹安会的骨干人选时，曾问儿子袁克定，杨度这个人书生气太重，是否靠谱？袁克定这样回答：杨度虽然政治经验不足，但是官瘾很强，所以，把这件事交给他准能行。
袁克定这番话耐人寻味，有着很大的解读空间。
其实，即便在杨度最得袁氏宠信的时候，他也没有得到多高的官衔，他一生最大的官，还是在清朝时获得的，1911年，也就是清朝灭亡前夕，杨度当过一阵统计局局长，好歹也算是一位局级干部了。
那么，杨度想当的这个官，究竟是多大的官呢？肯定不是统计局长这样的小角色，杨度真正希望成为的，是一名“帝师”。
所谓帝师，就是皇帝的启蒙老师，他们教小皇帝识文断字，四书五经，等到皇帝长大了，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你可以把他当做皇帝的私人家教。
不过，这只是从比较狭隘的角度理解帝师，还有一种帝师，他们不仅教皇帝读书，还教给他治国理政的方法，甚至一直影响到皇帝亲政之后，既作为皇帝的老师，又作为国家大事的重要决策者。
杨度显然想做第二类帝师，或者说，他想成为袁世凯观念层面的启蒙老师，将这位权欲熏心的政客带进宪政的大门。
如果袁世凯的中华帝国一切顺利，那么他杨度就是这个帝国的“精神国父”，后世将永远怀念他，歌颂他，把他当成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与历代圣贤同列。
可惜，杨度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方向，好老师的标准是能否教出好学生，但袁世凯不是个好学生，袁世凯虽精通政治的“术”，却不懂得政治的“道”，尤其是现代政治的道。
什么是现代政治的“道”？不是自由、民主、平等这些空洞的大道理，而是由多数人，经过一轮又一轮，一代又一代重复博弈所形成的共识，这个共识既不是书本上的理论，也不是独裁者的一纸命令，袁世凯不明白这个道理，他野心太大，耐心太少。
那么杨度是否懂得现代政治的“道”呢？在我看来也不见得，充其量，他只懂得其中的“理”，但是光凭“理”，不足以解决实际问题。
杨度对政治的理解，仍旧停留在年轻时代从王闿运处学来“帝王学”那里，他想用自己的赤诚与智慧感化统治者，从而把中国带上变革之路。这时候他遇到了袁世凯，对方对他有知遇之恩，杨度就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未来的“开明君主”身上。
杨度对统治者投入了太多的感情，传统的英雄主义，圣王思想遮蔽了他的视野。然而，这也不是对待现代政治应有的态度。现代政治的稳定，是建立在制度稳定的基础上，是在制度约束下形成的博弈、分工和妥协，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老话：“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当然，站在过来人的角度，这种对权力的驯化，既不是靠口号，也不是靠强迫，而是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和教训才换来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