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的改变。
历史走到了19世纪后半期。中国又生生错过了二十年的改革机遇，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清王朝的政治架构已经很难容纳新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发生、发展的严重障碍。
最后的覆亡当然不只是外来敌人这唯一的因素。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的傍晚，清廷重臣曾国藩与其最为赏识的机要幕僚赵烈文有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中，对天下大事有着极为精准判断的赵烈文认为，清朝一系列的历史问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到了关键时刻必将像梦魇一样缠绕着满洲人。这些历史问题就是“诛戮太重”。嘉定十日、扬州三屠，诸如此类，满洲人都没有及时给予合理解释。赵烈文预见了大清最后十几年种族主义必然崛起，大清欲学晋宋南渡皆无可能。满汉双轨既是清朝统治稳定的关键，又是大清王朝的命门，是一把双刃剑。他预言，清王朝的覆灭超过不了五十年。
赵烈文是在目睹着清王朝“同治中兴”的曙光中说出这段话的。赵烈文一语成谶，不到五十年，大清王朝就成了历史的陈迹。
大门既然被列强洞开，尊严就无从谈起，宰割便成了寻常之事。五口通商让西方各国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他们普遍期待有机会扩大对华出口，扩大市场份额。根据《南京条约》及《中美望厦条约》十二年到期修约的规定，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1856年两次向清政府提出修约。俄国在过去若干年也从中国获得了巨大的贸易好处，因而也加入了要求修约的阵营。
对于四国的修约要求，清政府并没有轻易答应。《南京条约》签订后，广东地方因五口通商将他们先前一口垄断的好处均分、稀释，因而长时期不履行条约规定，不让外国人进城居住。一些史书称之为“反入城斗争”。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居住是《南京条约》规定的权利，另外四个新开的口岸没有发生广州这样的事情，这自然就使外国人对广东地方当局长期不履行条约很不满意，一直期待寻找机会与清中央政府直接交涉，而咸丰六年（1856年）十月发生的“亚罗号事件”终于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动武的理由。翌年，英、法两国集结近二十艘军舰、近六千人于珠江口登陆，占领广东。
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舰队在美俄两国支持下，北上袭击大沽口，兵临城下，武力胁迫之下，清政府派员与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清政府同意扩大开放，增设通商口岸，修改关税税则，允许自由传教，允许外国人在内地旅游，允许外国兵船在通商口岸停泊。
从商定《天津条约》的内容到最后各国要求进京换约，中间充满曲折与冲突。似乎中国的皇帝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外夷踏进北京城或者见到他本人。各种贸易、司法权益都可以谈，就是皇帝本尊的面目不可示人。
中外冲突再度爆发。英、法两国集结百余艘战舰、两万五千人攻克天津，占领北京。又是兵临城下，咸丰皇帝仓皇出逃，只留下恭亲王弈作为全权代表议和。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钦差大臣奕在礼部大堂交换了《天津条约》，签订了《北京条约》。十一月，又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北京条约》是《天津条约》的扩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攫取了更多的利益，破坏了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将古老的中华帝国进一步推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灾难深渊。
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落后的中国在西方主导的规则下，被动地进入了世界，被动地接受着丛林法则的蹂躏。连续的教训，也在推动着它进行某种变革。《北京条约》意味着又一个时代的开始。根据《北京条约》，中国增加了通商口岸，特别是天津的开埠，对于后世中国来说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北部中国从此面貌大变，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近代国际关系新体系，使中国开始与各国互派公使，中国为此专门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处理与各国的往来事务。这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变。
《北京条约》被动地化解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二十年来的冲突。知耻而后勇，在被英法联军打败后，清王朝内部反而出现了诚心诚意向西方学习的现象。
清帝国在两宫皇太后、恭亲王奕的领导下，以及“中兴大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下，终于平定了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侥幸地解决了困扰大清王朝十余年的心腹之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改善，一场以学习西方为标志的洋务运动正在逐步展开，“同治中兴”的欢呼声充斥朝野。
清政府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也可能就不会发生赵烈文的悲观预计，半个世纪之后的清王朝可能会以全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东方。
然而，清政府没有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是半信半疑，中体西用，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到头来发现学习西方的结果，差不多就是一系列半吊子工程：中国拥有一支亚洲最强的现代化海军，但是缺少近代的海权意识；中国拥有一大批近代企业，诸如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制造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等，但没有产生自己的资产阶级。掌管这批近代大型企业的人，差不多都是“红顶商人”，因而这些企业虽然在基本装备上非常现代化，但管理它们的却是旧式衙门。
落后的政治体制，旧传统背景下不可克服的腐败，让清政府陷入无法自救的恶性循环中，腐败、贪污、惊人的浪费，是晚清官场的常态，清政府找不到重建新秩序的契机，经济上的“同光中兴”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时代，中国没有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加入与世界同步发展的轨道，更没有踏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节拍。
没有什么比思想的束缚更能阻碍传统的突破。旧的观念严重禁锢了中国人，扼杀了人才，窒碍了创新。中国在收获“同光中兴”经济成功时，没有适时实现社会转型，没有培养出自己的社会中坚阶级，这是最为可惜的一件事。它为后来的历史突变，为大清帝国的瓦解，埋下了一颗最具生命力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