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挽倾覆之势的觉醒。
没有冷静的头脑就不可能有冷静的智慧。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问题凸显，中日之战一触即发。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应对东北亚危机？假如中日不幸开战，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后来的中国人知道在战略上要蔑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但1894年的中国人，被“同光中兴”热昏了头脑，在战略、战术两个层面均不将日本当回事。著名诗人易顺鼎在甲午年（1894年）七月上了一份《陈治倭要义疏》，其中一段这样说：“日本鼠也，非虎也。言其饷，则借债；言其船，则木质；言其兵，则市人；言其技，则浅学；言其国势，则中干；言其人心，则内乱；言其土地、人民、赋税，则不过敌中国一二省。中国之财力，胜十日本而有余，岂制一日本而不足？”
易顺鼎是一位天才诗人，究竟是什么遮蔽了他的双眼？即便在甲午战争过去两个甲子的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
唯一看到问题症结的是孙中山。孙中山与易顺鼎年龄相仿，但其见解却大相径庭。孙中山认为，不应该被所谓“同光中兴”所迷惑，真实的情形是：“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
表面的风光掩饰不住内在的空虚，扪心自问，有志之士，能不抚膺？问题究竟在哪里？孙中山的答案是：“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极！”说到底，只有一句话，就是满洲人建立的清王朝，从一开始就潜藏着巨大的问题，这一看法不正与二十年前赵烈文的分析相吻合吗？
谁也没有想到，孙中山一个人的觉醒，点燃了焚毁清王朝的星星之火，而这颗火星是那么顽强，那么富有生命力。他一个人的觉醒，变成了一个民族的觉醒、一个国家的觉醒。这是时代的必然，这是历史的逻辑，这是中国人民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的自觉自醒。但是，大清帝国的终结，在孙中山醒来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注定。
清王朝先天不足或许是真的，但是清王朝如知错能改，急起直追，踏踏实实地进行改革，诚心诚意地学习东、西洋，追求富强，浴火重生，并不是没有机会，帝国体制并不必然成为历史陈迹。
甲午战争再次给了国人重重一拳。甲午战争，特别是黄海海战、威海保卫战之后，精神受到强烈刺激的莫过于严复。作为福州船政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作为第一批前往英国海军学校学习的留学生，作为北洋水师学堂二十年的教习、总教习，那些在海战中牺牲的将士们，不是严复的同窗，就是严复的学生，由此，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二十年浑浑噩噩的严教习，为什么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天拍案而起，成为当时中国最愤怒的人。
严复没有将注意力放在追究战争的责任上，他虽然认为李鸿章的战略、战术都有问题，但他并没有停留在浅层次的埋怨、指责上，而是从中西文明大背景的角度来探究中国何以败，何以败得这样惨。
据严复分析，甲午之战非同寻常，这是中国自秦朝以来的大转折，是中国冥冥之中的“运会”，不可捉摸，无法言说。其结果之所以这样，主要应该归结于传统，归结于中西文明的根本不同。严复从多方面比较了中西文明的差别：“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
严复的这些分析，或许并不那么严谨，但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些差别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差别当然并不意味着优劣，但在一个凭借实力说话的丛林世界中，力量就是一切。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落后就要挨打。落后不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还包括观念与文化。这就是甲午之战留给中国人最深刻的教训。
历史还是给清王朝留下了一线生机。甲午战后，中国人有过一次非凡的觉醒，新的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面对西方刺激所做出的反应，已经超越器物层面，开始向制度层面转型。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说，前此三十余年洋务新政“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在梁启超等人看来，中国只有彻底放弃旧有的一切，涤荡旧俗，冲决网罗，重建新的制度与统治模式，才有可能报仇雪耻、重振雄威。谭嗣同在《仁学自序》中说：“窃揣历劫之下，度尽诸苦厄，或更语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贫之一切苦，将笑为诳语而不复信，则何可不千一述之，为流涕哀号，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网罗，留作券剂耶？”
遗憾的是，路走得太艰难了。王朝的执政者，总以为时间还多，不在乎一朝一夕，殊不知，工业化时代在时间上根本输不起。
1907年12月19日《中外日报》刊登的一幅揭露清政府出卖铁路主权的宣传画。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索。梁启超在回顾这段惊心动魄的剧变时说：“我国辛亥革命之役。以区区四川一隅铁路国有之争议，遂乃覆前清三百年之社稷，以变国体为共和。宁非绝可怪骇之象？而治国闻察世变之士，必能知前乎此者，并乎此者，有极深远、极复杂之因果关系。”对革命前夜深刻的社会演化逻辑给予了清晰的揭示和概括。
维新失败，民族主义崛起，亚洲觉醒，清王朝的政治改革重新起步，力度之大，意志之坚定，都超出人们的预料。当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兴冲冲地在1906年宣布政治改革启动时，革命党经过十年挫折，已经对清政府的改革毫无兴趣。回望1905年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留给大清王朝制定政治改革方案的时间已经不够了，政治改革已经不能引起知识精英的兴趣了，更不能变成中国人的共识。清王朝在最后的岁月试图高歌猛进，但这个高歌，只是为帝制中国唱响了一曲哀婉的悲歌！中国由此“猛进”至一个全新的共和时代，清王朝成为历史陈迹。
民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
紫禁城的平静并不代表新的共和国的平静。共和与复辟、独裁与民主、战乱与腐败，仍旧像梦魇一般缠绕着古老而又新生的中国。历经苦难、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样的历史剧变后，并没有停止对救国之路的探寻。
推翻帝制后的中国并没有立即走上和平稳定、建设共和之国的阳关大道，相反却步入了前清旧军阀势力割据斗争的局面，共和国需要进行艰苦的整合。而一向为中国学习榜样的西方各国，却由于民族国家本身的缺陷而开始暴露出致命的危机。历史进入了20世纪，欧洲各国基本上都成了民族国家，而老牌的民族国家都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民族国家的价值边界以及双重标准，必然导致国家之间弱肉强食的竞争关系。而双重标准并不能保证这个民族国家“俱乐部会员”之间的安全，随着殖民地瓜分殆尽以及革命风暴的风起云涌，“俱乐部会员”之间的强弱关系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民族国家之间兵戎相见随之不可避免。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与早期资本主义内部对人民的残酷压榨，致使欧洲的革命思潮再次风起云涌。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构新型国家体制与国际关系为主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欧亚大陆兴起并开始传播。中国早期民主革命的追随者，最先吸取了这种批判思潮，并进行了艰苦的学习、尝试，试图使中国摆脱早期帝国主义的丛林模式，走向一个以世界人民为主体的大整合时代，并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抓住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性机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为世界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尝试与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