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家法”不可变。
历史并不是没有给清王朝机会，清王朝统治者也不是没有试图做过种种努力。接替乾隆帝的是他的儿子嘉庆帝。嘉庆帝在乾隆帝登基六十年的时候就接班并改元，尊乾隆帝为太上皇。在太上皇还健在的时候，嘉庆帝虽没有掌控多少权力，但他已深刻理解了大清帝国的内在困境。因此，当乾隆帝一死，嘉庆帝一方面将前朝权臣贪官和珅处死；另一方面为安抚满朝文武，宣布只要忠于今上，便可以既往不咎。那时，嘉庆帝已有意调整政策，重开新局。
不过，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已经陶醉在经济的富足之中。他们简单地认为，白银大规模流入中国，意味着中国的富强和吸引力，是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象征。他们只看到中国在与西方的贸易中获得的好处，却不愿敞开自己的大门。更为荒唐的是，他们竟然为了自己的颜面、尊严而放弃了贸易谈判。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使团来到中国，他们代表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让失衡的中英贸易趋于平衡，方法就是打开国门，开放贸易，让更多的中国人购买西方的商品。
今天看来，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复杂或难以理解的事情，但在当时，却颇令不少中国人费解。因为我们的东西好，所以你们愿意买；至于中国不能购买更多的西方产品，是因为中国人不需要、中国人节俭。然而，使团与清廷纠结的是觐见乾隆皇帝的礼仪问题，虽然最终乾隆在热河接见了使团，但断然拒绝了他们提出的签订通商条约的要求，中西贸易的失衡问题没有解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
由于清王朝自认为是天朝大国，无所不有，不需要跟外界进行贸易往来。马戛尔尼使团这次和清王朝之间关于通商问题交流的失败，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与世界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机会。马戛尔尼使团虽然没有达到和清王朝通商贸易的目的，但是他沿途搜集了大量关于清王朝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报。他回去后，把这些情报带到了西方，使西方对清王朝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王乔治三世再次派出以阿美士德为正使的外交使团出使中国，试图接续二十多年前马戛尔尼的未尽使命。尽管距离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使团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嘉庆皇帝依然记得上次觐见时的种种不快和程序。他只想按照老皇帝的惯例来安排这个再次不期而至的远夷使团，对正在欧洲各国兴起的远洋贸易、殖民活动却一无所知。
历史当然不能假设，但历史的经验可以总结。
嘉庆在位的时候，世界工业革命才刚刚兴起，凭借康乾以来积累的实力，如果适时改革，踏准世界工业革命的节奏，不仅中国的历史、大清的历史要改写，世界近三百年的历史也肯定不一样。
一切伟大的变革都起源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嘉庆固然有革新的企图，但其思维还是历代王朝“中兴”的套路，与近代化的模式大相径庭。历史的惯性在于，一个王朝建立了，祖宗家法也就出现了，任何试图改变祖宗家法的改革，都很难得逞。祖宗家法是不可轻易改变的，专制下的朝政更是不可随意批评议论。嘉庆五年（1800年），当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书言事，痛陈数十年来之弊政时，立刻就逆了龙鳞，被流放到新疆。建言者犯忌，刚刚出现的改革新气象瞬间即逝。前前后后，中国错失了近二百年的历史机遇期。如果要追寻1912年清王朝终结的深层原因，目光至少要上溯到这个时期。
就近代国家交往的一般原则而言，单向的优惠固然不合时宜，双向的互惠并非都是伤害主权，一切都是可以谈的。清政府无论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和目的，其闭关锁国的方法是不足取的。但从根本上来说，那个时代的中国还没有出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更没有其政治上的代言人。中西对话的不和谐是可想而知的。
西方的资本主义正在疯狂地增长，资本的原始积累刺激着资本家及其政府的贪婪欲望，炮舰加掠夺的血腥利润获得方式，刺激着商人们把目光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自马可?波罗以来就被描述成富庶繁荣的东方，更是他们垂涎欲滴的对象。而古老的中国，在闭关锁国、孤芳自赏的夕阳下，根本没有意识到黑暗即将降临。
失去了走向世界的机遇，将自己封闭起来，并不等于安然无恙，这是清王朝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的显著时代特征。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就是嘉庆、道光时期，中国的危机开始加深。为摆脱贸易的不平衡，西方列强开始了罪恶的鸦片贸易。转瞬间，贸易的顺差变成了逆差，白银外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中原已无可用之兵，国库更无可用之饷。不平衡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最终需要武力来解决了。
任何腐朽的时代，都有睁着眼睛清醒的人。道光十九年（1839年）暮春，细雨蒙蒙，繁花盛开，在中国社会即将发生重大转变的前夕，后来被称为“中国的但丁”的著名学者、诗人龚自珍辞官寂然南归。他看到过、享受过盛世的繁华，归途所见，却使他更深切地预感到中国社会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颓风日盛，江河日下，“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世界中心可能已经转移，大清王朝的残山剩水已经“日之将西，悲风骤至”，等待大清、等待中国的，可能是一种并不美妙的结局。旧时代不可挽回，中国必须“走出中世纪”。但龚自珍对中国怎样才能走出中世纪并没有知识储备，他还不可能知道西方资本主义的真正意义，他只是内心预感到中国应该尽早变法。
龚自珍认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意思是说，祖宗之法是有弊端的，与其让外力来改革，不如自己先起来改革，至少这样还可以保全自身吧？他看到了危机，看到了新奇，但是，他同样不可能认识到如何来改革，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西方世界。“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正说明他内心的苦闷与彷徨。
在龚自珍生活的时代，大清政治体制已经严重僵化，高度的专制与集权，使皇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缺乏监督。贪婪奢靡的腐败之风已经吹遍了官僚阶层的上上下下。思想的禁锢与落后的经济意识，塑造了清王朝冷酷呆板的性格与面孔。这个未老先衰的王朝步履蹒跚，没有巨大力量的冲击，显然已无力改革。这位曾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中国改良主义先驱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秋天突然辞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