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14期，原文标题《完美人设的圈套》，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一对年轻人在北京后海冰场玩自拍，2014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34993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人设化”生存
这是个截稿时间如达摩克利斯之剑般高悬的周日，窗外是北京灰扑扑的大雾霾，面对电脑屏幕愣神的我第N次刷新自己的朋友圈。手机的方寸之间展现着“诗与远方”：A和他新交往的女友正在逛上海迪士尼；B打卡了远山碧水、断桥残雪；C带着孩子在日本赏樱花；我还得知D享用过一顿充满鲜笋蚕豆荠菜香椿的春日午餐，E在学习品味雪茄、茶叶和咖啡，F正瘫倒在家里的沙发上，听着舒伯特撸猫。还有一众人在与朋友聚会，有酒有肉；另有一个小群体刚抢完了北京电影节的票，吆喝着“同去同去”。此刻看来，朋友圈里每一个人的周末都比我过得惬意。
我是无数个通过朋友圈了解“外面世界”的人之一。最近两年的《微信数据报告》和《2017微信用户&生态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9月，微信平均日登录用户达9.02亿，34.6%的人每天会在微信上花费4小时以上的时间；2016年，61.4%的用户几乎每次使用微信都会同步刷新朋友圈，从来不看朋友圈的用户仅占比1.3%。有六成以上的用户愿意将朋友圈视为自己的生活场景。
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和演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尔（Robin Dunbar）有一个观点：人的大脑可以有效处理和150人的直接关系。这个数字，正好是史前采集狩猎者人群的最大规模。直到今天，我们的大脑依旧以祖先的模式进行社交活动。大于这个数字，人脑处理起来就会比较费劲。而据统计，2016年的数据是，有约45%的微信用户“微信关系”超过200人，13.5%以上的人有500人以上的庞大好友群。我们似乎并不对此感到“力不从心”。
我有666位联系人。一年能够面对面见一次的人，我想不超过100个；一年能够一起吃一顿饭的人，大概不会超过50个；能够时不时一起聊天的人，会有20个吗？通讯录里的许多人我都只有一面之缘，但这并不妨碍我明了谁热衷下厨，谁是书虫，谁走遍四方。
社交网络简化了人际交往的时间、空间成本，也使得“了解”一个人的信息处理过程变得简单。我们和他人的交往越来越碎片化，很难再有时间和耐心去全面地了解认识一个人。想想你的朋友圈，你大概能够用“生活家”“打卡狂人”“文艺小咖”“业界精英”“旅行达人”等标签熟练地对人群进行分类。这些标签——或者说“人设”，成为我们在虚拟社交中认识彼此的方法论，它帮助你以简单粗暴、经济实惠的方式认识一个人。我们乐于这样干，也乐于这样表现自己。
2017年10月20日，星巴克入驻山西大同，民众在咖啡店门前合影留念。社交网络手机端的普及使人们随时
“人设”这个词这两年很红。“人设”即人物设定，原本来自二次元，指动漫人物的外貌特征、性格特点和生活背景。它给人物的调性圈定了范围，人物得在设定的轨道内进行表演。最早推动“人设”这个词从二次元进入一次元的是娱乐明星。当下的娱乐圈，真正能让一位明星俘获众多忠诚粉丝的并不是一部剧、一部电影、一档综艺或者一首歌，“人设”才是踏上金字塔顶端的法宝。新媒体给了明星们塑造“人设”的最佳空间。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向粉丝们展示自己从样貌、饮食，到健身、工作的一切。展示的意义并不在于自我暴露，而在于贴上特殊标签——结婚生子的卖真爱纯情、好爸爸好妈妈人设，情商高的卖高情商人设，智商高的卖学霸精英人设，自带搞笑属性的卖蠢萌型人设——总之，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杀出一条差异化竞争的血路。
我们在线上围观明星们打造人设，在线下丑闻曝光后群嘲他们的人设崩塌。但实际上，无论哪种虚拟社交形态，每一次按下发布键都是一次形象输出。当你挑选、修饰发向朋友圈的照片，对打下的文字字斟句酌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塑造自己的“人设”了。
“人设”是个新鲜词，但它所蕴含的概念并不新鲜。1956年，美国社会学协会的第73任主席欧文·戈夫曼出版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他在书中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概念：“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欧文·戈夫曼一针见血地指出，个体的兴趣总是在于控制他人的行为，尤其是人们对其的回应方式。为此，人们会使用一些策略来整饰自己的形象，从而去影响他人心目中对自己的看法。社会交往本身是一个戏剧舞台，每个人都会在别人面前扮演属于自己的角色——当然，绝大多数时候，这些角色都是积极的。
戈夫曼在书中引用了小说家威廉·桑瑟姆在《女士们的竞争》里的描写，生动描述了日常生活里人们在一举一动之中进行形象管理的内心戏。英国人普里迪在西班牙夏季旅馆的海滩边上露面：“他以巧妙的握法，让任何想要瞟一眼的人都有一个看到他的书的标题的机会——这是荷马著作的一个西班牙译本，因而是古典的，不是粗劣、浅薄的。然后，他收起海滩用毯，把它放入一个干净的避沙处（有条理和明晓事理的普里迪），接着，缓缓起身，悠闲自得地舒展一下他那宽大结实的身躯（巨猫般的普里迪），并把凉鞋踢到一边（毕竟是无忧无虑的普里迪）。”
经历过社交网络洗礼的我们不难为普里迪量身定做一套朋友圈照片和配文。正如“人设”一词的爆红所暗示的，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从事印象管理远比普里迪更为广泛深入。
只要你愿意，朋友圈是一场24×7全天候无休的直播室。我们从不缺乏受众。进化心理学认为，八卦是编写在我们基因中的程序，是人类在长期进化中发展出的一种良性的、自我保护的重要本能。用罗宾·邓巴尔的话说：人类的流言蜚语，相当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社会性理毛。它让我们从同伴处获得信息，从而迅速知道谁安全、谁危险、谁值得信赖、谁不靠谱。对于流动着八卦血液的人类来说，从没有像社交网络这样方便的渠道，让我们光明正大地观看他人的生活，并对其评头论足。
我们也从不缺乏表演欲。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认知神经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在《人类的荣耀：是什么让我们独一无二》一书中说，一些心理学研究显示，在人们的日常谈话中，2/3的对话内容是自我表露，其中11%跟心理状态（我岳母都快把我给逼疯了）或身体状态（我真的很想去抽脂）有关，剩下的关乎偏好（我知道这有点疯狂，可我真的喜欢洛杉矶）和计划（我星期五要去锻炼），说得最多的则是行动（我昨天把他给炒掉了）。
戈夫曼研究现实生活中自我呈现行为时提出了拟剧理论。他认为，正如演员，任何人的行为都有前台与后台的区分，前台行为像是一种表演，个人在各自的舞台上利用各种符号表演自己的剧本，塑造自己的理想形象，而后台行为则摆脱了社会期待的束缚，是真实自我的呈现。
正当我写下这段话时，我的一位好友在朋友圈感叹：“朋友圈虽然不靠谱，又那么戏精，但我只有朋友圈啊！”
社交网络至少促成了两种的改变：一些研究认为，网络的存在让人们越来越依赖虚拟社交，现实中的人际接触变得日益稀少。根据《大西洋月刊》的报道，在1985年，一个美国的平均“密友”数量是2.94个，只有10%的人报告称自己没有能够谈心的朋友；而到了2004年，一个人的平均“密友”数量是2.08个，25%的人称自己没有可以谈心的朋友。在这20年间，最大的变化是互联网的出现。
另一方面社交网络在虚拟社交中最大限度地赋予了人们展示的自由，促成了“理想自我”的释放。现实空间的自我呈现主要依赖于语言、体态、表情、眼神、身体接触以及服装、发型等等来完成，而网络的自我呈现仅仅依赖数字化的符号。在朋友圈，制造印象的成本几乎为零，真实的自我几乎可以完全隐藏在屏幕背后。在观众眼中，前台无限扩大，后台几近消失。没有人会知道我们重做了三次才烘焙好一个样貌完美的蛋糕——可能它的味道还有些古怪，只要在它精心打光的照片上完美无缺。也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否真的读完过一本大部头著作，并为此感到享受，只要我们贴出自己的三五句评论。当我们最大限度地生活在朋友圈里，“完美人设”便触手可及。
上海地铁上很多人玩手机。社交媒体取代了面对面的人际交往，成为社交的最重要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