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民族自然传衍的民间舞蹈都具有一定的自立性和自足性, 并具有一套能自我完善的体系, 即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的“符号–文本–文化–符号圈”体系, 符号圈的存在为舞蹈的发展与演变提前设置了一个“魔圈”。这正如恩斯特·卡西尔所说的:“每种语言都给语言的主人划定了一个不可逃脱的魔圈。”[5]这种“不可逃脱的魔圈”就是该语言所属的符号圈。通过笔者实地调查棕包脑舞蹈发现, 这一舞蹈的成型、发展及其演变过程都极为明显地受到符号圈的影响。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长塘瑶族乡是棕包脑舞蹈的发源地, 同时罗溪、月溪、渣坪一带瑶族乡也是棕包脑舞蹈流传的典型区域, 洞口及其周边地区属于梅山文化发源的核心区。棕包脑舞蹈属于梅山文化圈极为典型的傩舞, 属于瑶族祭祀性舞蹈, 一般在元宵节进行表演。表演者的服装极具原始性特点, 他们用棕叶包裹脑袋, 身穿棕衣, 腰缠常青藤, 手持齐眉棍或长凳进行舞动。据清代《宝庆府志·五行·武功》记载:“宋熙宁五年开梅山, 瑶人以棕包脑装扮鬼神袭官军。”[6]可见, 瑶族棕包脑舞蹈传承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笔者在采风中发现, 棕包脑舞蹈的形成受到多种文化, 如梅山文化、汉族天师道教文化、儒教文化、傩文化、巫文化等的影响, 这些文化影响了棕包脑舞蹈元语言的原始发生。梅山地区瑶族棕包脑舞蹈还传达着一种“孝文化”的观念, 这与现今仍在洞口瑶族地区广泛流传的古老传说有关:相传一位瑶族母亲在山上采摘野果时, 被山鬼掳走, 他的儿子知道后决心要救出自己的母亲, 遂拜三峒梅山神为师, 苦学梅山武功。在救母路途中, 为了不让山鬼认出自己, 用棕树皮包裹脑袋, 在梅山神的帮助下, 历经万难, 救出了自己的母亲。为了赞颂瑶族祖先寻母、救母、孝母的大爱美德, 洞口瑶族世代都将跳棕包脑舞视为缅怀祖先、传承孝文化的重要载体, 棕包脑舞也寄托着瑶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与憧憬。
从传承人戴昌路口中获知, 棕包脑舞蹈动作套路繁多, 且复杂多变, 整个表演程序可分为五个段落, 依次是“祭祀梅山神”“单、双棍表演”“舞凳表演”“驱山鬼、打野兽”“庆祝”。在祭祀舞段, 随着两名师公吹奏牛角, 一名德高望重的棕包脑舞者双手持棍朝神灵作揖, 其他棕包脑舞者在两旁持棍吆喝;在单、双棍表演舞段, 有规约化了的动作套路, 单棍表演可以在套路的基础上自由发挥, 双棍表演注重“你攻我防”, 同时伴随吆喝声;舞凳表演动作灵活, 有独舞、双人舞、群舞等表演样式, 主要是两人对视而舞;在驱山鬼、打野兽舞段, 动作以驱赶、打地、跺脚为主, 兼及模仿劳作;在庆祝舞段, 以棕包脑舞者举棍吆喝为主, 气氛热闹、场面欢快且真实有序。
洞口瑶族棕包脑舞蹈符号圈是瑶族文化符号圈的子符号圈, 是以洞口瑶族棕包脑舞蹈的动作符号、舞蹈结构符号、音乐节奏符号、装束符号、道具符号、手诀符号、祭祀经文符号等为主体, 并吸收巫傩符号所构建起的符号圈。棕包脑舞蹈符号圈由多层级和多体系的符号和文本构成, 但在其舞蹈符号圈中, 系统内的所有多层级的符号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地统一在一起, 行使着意义的表达功能, 而舞蹈文本在表意过程中会表现为一种具有独特品质的表意审美文化。在自身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 棕包脑舞蹈符号圈受到梅山文化符号圈、巫傩文化符号圈、道教文化符号圈、汉族文化符号圈以及其他符号圈的影响, 其本身就具有相对完整的意义表达体系和运行规律, 又由于地域相对闭塞, 外来符号圈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故棕包脑舞蹈符号圈形成了具有自身清晰且独特的舞蹈文本与表意审美文化, 如图1所示。
图1 棕包脑舞蹈符号圈的构成
由图1可知, 舞蹈的最终形成会受到特定符号圈的影响, 甚至有些舞蹈会受到多种符号圈的共同作用。舞蹈由多层级的符号系统构成, 这些符号系统不是由单个孤零零的符号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的, 而是一整套符号体系, 并以有序的多层级性、共存互动于特定的符号圈内。如棕包脑舞蹈的形成就受到了整个瑶族文化符号圈的影响, 还受到梅山文化符号圈、道教文化符号圈、巫傩文化符号圈、汉族文化符号圈以及其他民族文化符号圈的影响。这些符号圈的共同作用, 才造就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棕包脑舞蹈。类似例子还有很多, 如属于农牧文化型的藏族舞蹈的形成就受到了各种符号圈的影响。由于长年在高原与山地上劳动生活, 藏族舞蹈形态别具一格, 形成了高原民族特有的“一顺边”的美。藏族信仰藏传佛教 (喇嘛教) 或崇奉多神, 虔诚的宗教心理常融会于舞蹈动态形象中。故藏族舞蹈兼有农、牧两种文化特征和宗教色彩[3]。可见, 藏族舞蹈的形成受到了宗教符号圈 (包括本土的和外来的宗教文化) 、地域文化符号圈及其他符号圈的影响。
可以说, 无论何种舞蹈, 它的形成、发展及演变都会受到各种符号圈的影响, “符号圈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 作为民族的文化环境, 它体现着文化符号系统与文化精神意蕴两者的统一, 又体现着民族文化的整体性”[7]83。只有在符号圈的作用下, 各个民族的舞蹈才能凸显民族深层的意识形态结构和精神意蕴。脱离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符号圈, 一切的符号表意就会失去解释自身的缘由。可见, 作为文化研究的一种新的范式、新的视角, 符号圈理论可以被视为一种描述文化的工具语言 (包括舞蹈艺术) , 用它探索民族文化内部发展和变化的一般规律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符号、一种标识、一种表征, 舞蹈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自然就受到特定符号圈的影响。
洞口瑶族棕包脑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