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符号学时间:时间观念与时间的符号化
通过对《阿Q正传》的分析,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关于“时间性符号的叙事功能如何可能”的问题来。为什么“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这个时间性符号既改变了小说的叙事方式,又改变了阿Q的人生历程?这一时间性符号与其它的时间性符号究竟有何不同,使之具备了时间性展开的能力,从而具备了叙事的功能?
在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中,其实给予了符号两种完全不同的界定方式:一种以逻辑学的方式讨论以符号与其再现对象之间的关系,并形成的符号类型的区分,即他所谓的“像似符”、“指示符”和“规约符”的三分法;另一种则是以表意学的视角探讨符号是如何完成对思想和意义的表达的。前者强调符号与再现体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则强调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皮尔斯,2014,p. 4)而赵毅衡的符号学理论则更强调后者,认为“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2011,p. 1)我们对时间的符号性和符号化的思考更多地强调符号与解释项的关系,也即在表意学维度的展开。从这个角度来看,时间并非客观存在的事物,并不是符号的“再现对象”;相反,时间其实是人们对事物或事件的“顺序”、“秩序”、“变化”等的一种认识,并且通过特定的符号系统所建构起来的“时间观念”。因此,任何一个我们称之为“时间”的东西,其实都是由符号所承载或意指的“观念体系”。不同的时间具有不同的符号意义。罗兰·巴特曾深刻地指出,“从叙事作品的角度来看,所谓的时间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多只是作为一个符号系统的因素在功能上存在。因为时间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话语,而属于所指事物。叙事作品和语言只有一个符号学时间。”(1989,p. 18)这里所谓的“符号学时间”就是指以符号化的方式存在的时间,即时间性符号。
这也便是詹明信面对“历史的终结”这一重大事件之后重新开始思考时间和时间性问题时对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的旧话重提:“什么是时间?”(2018)不过,詹明信的解释似乎过于简单同时又歧义丛生。在他看来,时间和时间性问题是与现代主义的兴起相伴随并得到强化的;但同时,随着现代主义的结束,“时间已变得无足轻重了,人们不再书写它”;取而代之的则是空间。而在拉塞尔·韦斯特-帕夫洛夫看来,时间出现问题应该早在启蒙运动时期,他认为“启蒙运动以来的近代史表明,时间模式的谱系逐渐缩小。伴随着人类存在不证自明的校准,已经压制和回避了其他可能的个体或全球存在的时间结构,时间渐渐被简化为普遍的线性时间。”(West-Pavlov,2013,p. 4)也就是说,真正引发时间性问题的不是“时间的混乱”、“时间观念的多样性”,而在于“线性时间所具有的主导性和支配性”,正是“普遍的线性时间”带来了人们带来了人们理解世界和人生的单一性。因而,当他面对20世纪文化理论中的时间和时间性问题时,拉塞尔·韦斯特-帕夫洛夫做出了与詹明信相似的看法:“大体上来讲,无论如何,时间已经被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所忽略”。当大家在继续研究时间时,“这里的时间只是‘社会时间’,而没有时间概念本身”。(2013,p. 6)概而言之,“时间”虽然是一个让所有人和物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的“陷阱”,但它并不是一个自明之物。钟表计数所制造出来的只是一种客观化的幻觉。换言之,时间只是一种观念,或者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待时间的认识不能满足于“核对钟表”,而应该追问它背后的观念和意义。
时间性符号就是时间观念的符号化,即以符号的方式可以进入文化交流之中的时间观念。在《阿Q正传》中就有不同类型的“时间性符号”参与了小说的叙事。这里有具有节庆意义的时间性符号,如“中秋”;有季节标识的时间性符号,如“春天”;有表示一天之中的时辰的时间性符号,如“三更四点”和“晚上”;还有表示事件顺序的时间性符号,如“第二天”、“几天之后”;还有真实历史的时间性符号,如“宣统三年”等等。因此,这些时间性符号或者说这些符号所承载和意指的时间性决定了阿Q是同时处于多个时间观念体系之中的个体生命:他早起晚睡,遵循个体生命的节奏和一年四季的变换;他懂“中秋”、“而立”,中国传统的文化无意识也在阿Q身上积淀;他也感受到了“宣统”、“革命”,重大历史事件也对他这个有名无姓的卑微生命带来了情感的冲击,甚至是命运的改变。
不难发现,时间的符号化过程,也正是将时间观念不断强化并灌注进人物(个体生命)的过程。人物(个体生命)的所有行动及其意义都受到这些时间性符号的规约,受到各类时间观念的影响。在第七章之前,阿Q生活在“自然时间”(一天早晚、一年四季)和“民俗时间”(中秋)的时间观念体系之中,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时间的循环/重复”以及与之相应的性格的扁平化和人生的停滞化(无论是性格还是命运都不具有“成长性”,性格不变,生命不死)。但是从第七章之后,“历史时间”正式介入。“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与小说中其它的时间性符号最大的区别,正在于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时间符号,在这一符号背后承载着一段中国近现代极为重要的历史性事件。正是这一“历史时间”将小说中虚构的阿Q卷入了历史的洪流之中。从此之后,“时间的循环/重复”被打破了,历史时间开始一无返顾地向前运行,个体的性格和生命也打破了“不变”、“不老”的魔咒,开始具有了“成长性”(即“可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