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个问题：阿Q是何时开始“向死路上走”的？
本文对“时间性符号”相关问题的探讨一个个案开始。
鲁迅的《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名篇。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鲁迅回忆说，《阿Q正传》其中是孙伏园所约《晨报》上的副刊专栏，首先是为其“开心话”栏目而写，因而为小说确立了幽默的叙述基调。不过因为鲁迅渐渐认真起来，编辑孙伏园只好将之从第二章开始挪到了“新文艺”栏。因而这种外表幽默调侃、骨子里严肃认真的双重性正是由这两个栏目的特殊属性而带来的。更重要的是，鲁迅还在文中交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Ｑ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Ｑ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Ｑ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Ｑ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
按小说连载一周一章的速度，两个月时间应该到了第七章或第八章。这时鲁迅已经将“大团圆”藏在心里了，而其最末一章即第九章正是“大团圆”。这就提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鲁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长出“大团圆”这个念头的？这个念头又是转化成鲁迅的叙述行为的？我们如何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将这些“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的“蛛丝马迹”分析出来？
《阿Q正传》共分九章，前五章的写法采取的是巴赫金所命名的“唯能型”传记加“分析型”传记的写法，即根据阿Q的生平、性格、恋爱、生计等不同的人生侧面进行专题性的叙述。“唯能型传记”是巴赫金在分析古希腊罗马传记时提出的概念。“这个‘能’，就是个性在行动和表现中的展开……个性在自己的‘能’之外根本便不会存在。”“唯能型传记”中的传记时间也非常特别，“这是揭示性格的时间，却绝不是人的成长和发展的时间。”也就是说，在“唯能型传记”中虽然离不开时间性符号的呈现，但这一时间并不是用来或者主要不是用来推动传主的生命历程和个人成长的。传记中的事件依传主的性格呈现的需要而“打乱了时间秩序”（用巴赫金自己的话说，“性格特征本身是没有时序的”）。如果说“唯能型”传记侧重于“性格”维度的话，那么，“分析型”传记则更强调对传主的人生不同的方面进行分门别类的介绍，如“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战时表现、对朋友的态度、值得记录的名言、美德、罪过、外貌、风度等等”，在“分析型”传记中，传记的时间序列也是被打乱的，“因为一项之内列举着一生中不同时刻的事。这里的主导原则，同样是性格的整体性”。（巴赫金，1998，pp. 336-337）这种叙述虽然有其具体的年代背景，但不具备历史叙述和人生历程的线性时间展开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阿Q正传》的前几章是按照“正名”、“性格”、“恋爱”、“生计”等“唯能型”和“分析型”传记的方式来展开的。反映到小说的叙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所讲的“故事”多是片断式的。从一个人生片断到另一个人生片断的之间的线性历史的时间性关联并不强。《阿Q正传》人生片断之间的因果性开始被有意识地建构起来是从阿Q的生计问题开始的。因为他调戏吴妈受到了责罚，并最终导致阿Q的出走（离开未庄，另谋生路），进而到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中，阿Q以成功者的形象回到未庄引起轰动。不难发现，第四、五、六三章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因果逻辑的“情节线”。因而，在《阿Q正传》的前半部分也并不完全是一致的：前三章是既不强调时间性，也不重视因果性的阿Q人生片断的连缀；后三章之间时间性仍然不强，但事件之间的具备了一定的因果关联，于是形成了有别于紧凑型情节的可以用松散型情节或“弱情节性”来描述的叙事特征。
但即便如此，小说的前六章在整体上仍然保持了相对一致性。我们从小说中的“时间性符号”作为一个切入口来分析。这里的所谓“时间性符号”是指具有明确时间意指性的语言符号。如“2018年11月”就是一个表明公元纪年的时间性符号；而“国庆”、“中秋”则是具有政治性、文化性内涵的有着明确节庆标识的时间性符号。结合《阿Q正传》来看，第一章的“序”聚焦于“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集中讨论的是传记的类型、阿Q的姓名之类的问题。整章只有一处显示时间的，是作为叙述者的“我”托一个同乡去查阿Q的案卷，“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而这一时间与阿Q本人的人生经历没有任何关系。在随后的几章中，线性的历史时间和具体的个体生命时间仍然没有出现。比如说第二章“优胜记略”中，阿Q说的“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这一“先前”其实只是一个对“过去”这一时间的虚指。第三章“续优胜记略”中，“阿Q此后得意了许多年”，则是对“未来”这一时间的虚指；而紧接着出现的“有一年的春天”，也不明确具体是“哪一年”，同样是对“现在”（人物故事发生的时刻）这一时间的虚指。倒是第四章对阿Q的年龄总算有了一个模糊的说法：“谁知道他将到‘而立’之年，竟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了。”也就是说，当阿Q发生恋爱悲剧时，应该是二十多岁将近三十岁的年纪。但这一“而立之年”的时间同样不具备“情节性”，因而也不会对人物的“行为”（即在时间上的展开）产生影响。
这一以虚指的时间为特点的片断式（即没有明显时间顺序的弱故事性以及相应的不强调故事之间的因果性的弱情节性）叙述方式到了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时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一章中出现了几处值得注意的时间性符号。如“在末庄再看见阿Q出现的时候，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中秋”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时间标识，与前面的“春天”作为一年四季的时间符号性质是一样的。还出现了“天色将黑”这一以一天早晚的时间作为标识的符号，显示出鲁迅在对阿Q的生命故事的叙述中开始变得更加具体细致和精确了。在叙述阿Q回到末庄这一人生的“中兴”事件中，鲁迅的叙述也不再像以前几章采取“片断式”的写法，而是连续采取几个“第二天”这类的时间性符号显示出这一“事件”的时间发展历程。而这也正好呼应了小说第六章标题中这一“从……到……”的既包含时间性又具有因果性的情节性特征。因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当鲁迅写到第六章时，《阿Q正传》作为小说的情节性得到加强，而这一加强的标志就是以“第二天”为代表的时间性符号在叙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即便如此，前六章整体的时间性仍然是非常虚而弱的。鲁迅有意无意地采取了虚化的作法，让读者不去关注这是哪朝哪代、哪个时期的阿Q。鲁迅甚至也不想让阿Q成为西方现代意义上小说中的“个人”——从姓名到年龄到生活环境再到其人生行状，鲁迅所塑造的阿Q不是作为“个人”的“这一个”，而是作为“国民”的“这一个”。这或许正是鲁迅所致力于展开的“国民性批判”的初衷始然，也正是詹明信将阿Q视之为“民族寓言”的重要原因。詹明信分析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等多篇小说，并认为，“阿Q成为关于某种中国式态度和行动为寓言”，甚至直接就说“阿Q是寓言式的中国本身。”（1993，p. 239）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到了第七章“革命”时发生了重大变化：
“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三更四点，有一只大乌篷船到了赵府上的河埠头。”
“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1911年11月4日。在此一个月前（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暴发，辛亥革命开始；在此之后两个月（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成立。也就是说，鲁迅从第七章开始，一下子就将阿Q置于了近代中国发生剧变的历史时刻之中。也正因为如此，“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这一看上去并不特殊意义的个体生命的某一时刻立刻通过“破折号”的形式被嵌入了宏大历史的叙事之中。正因为了有这一“宏大历史”的介入，阿Q的个体生命才突然变得更加具体了——“三更四点”——阿Q的人生历程首次具有了历史书写的精确性。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这第七章“革命”中看到了“将近黎明”、“不到正午”、“晚上”这样异常紧凑的情节发展，以及革命后的“第二天”“样样都照旧”的荒诞感。而到了第八章“不准革命”中，这一因“革命”而带来的时间紧张感因“样样都照旧”而松驰下来：“几天之后，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这几日里，进城的只有一个假洋鬼子”，并且终于不再有这种“革命”的紧张感，宏大历史对未庄阿Q的影响渐渐消失——“有一天，他照例的混到夜深”——再次回复到时间虚指的状态。不过，这里的“有一天”尽管是虚指，但已是处于“革命之后”的“有一天”，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宏大历史的序列。因此，这个“有一天”所发生的事件是赵家被抢；而在这个“有一天”的“四天之后”，阿Q被捕。后三章所形成的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联具有了线性时间的紧凑性，可以用“强情节性”来描述。
由此不难看出，阿Q之所以往死路上走，大概是从第七章“革命”开始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来自小说文本中的证据是：前几章尽管有一些时间性标识的符号，但都处于虚指的状态，没有真正参与阿Q的个体生命的进程，更没有影响阿Q“优胜记略”的行状。而到了“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一个真实的历史时刻开始进入虚构性的叙事文本，并且成为对阿Q这一虚构性人物的个体生命产生影响。也正是从这一刻起，阿Q开始“往死路上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