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神经成像技术出现以来，人们对神经机制——当人们体会到一种特定的感受，产生了一种特定的想法，或者在进行其他心灵活动时的大脑活动模式——的兴趣方兴未艾。我之所以一直下定决心要弄清楚各种心理障碍背后的大脑活动模式，并不是因为我想要在这些神经机制长长的清单上再添上一笔。这些神经机制都令人着迷而且非常重要，但那仅仅是第一步。我的终极目标是发现我所谓的“刺激神经的行为疗法”（neurally inspired behavioral therapy）。所谓“刺激神经”是指该疗法可以改变与心理疾病相关的大脑活动异常。之所以叫做“行为疗法”则是因为我希望通过灵修、认知行为疗法等干预手段，而不是通过药物治疗，来刺激神经。这些干预手段的本质是引导人们以一种全新的、有望让他们受益的方式来观察自己的思想。
各种神经刺激疗法，包括刺激神经的行为疗法在内，都还处于萌芽阶段，但它们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这些成绩足以让我相信更大的发现正等着我们。下面我们将介绍一些例子，其中的一些是我本人的研究，另一些则来自其他研究者的工作。
为了确定前额皮质与伏隔核之间的联系不畅的确是抑郁症患者无法保持积极情绪的原因（而非因“打酱油”路过而被错怪的路人甲），我对抑郁症患者在成功接收治疗时的大脑活动进行了研究。我们招募到了20名抑郁症患者。在用核磁共振扫描仪测量了他们的大脑功能之后，我们用抗抑郁剂在接下来的八周里对他们进行了标准的药物治疗。八周之后，一些患者的积极情绪有了显著增加，而另一些患者基本上没有变化。一般来说就是这样，服用抗抑郁剂对一些人有效，但是对另一些人无效。但我们关心的其实是：当积极情绪出现增加的患者看到那些令人愉悦的照片，心里产生满足感的时候，如果他们试图对这种满足感进行认知强化，他们的伏隔核保持活跃的能力就会出现显著增加，伏隔核与前额皮质之间的联系也会增强许多。换言之，在那些抗抑郁剂能够起效的患者身上，无法保持积极情绪者典型的大脑活动模式——伏隔核陷入沉寂，它与前额皮质之间也缺乏交流——向更健康的方向出现了转化。这说明药物之所以能够见效，是因为它能够作用于保持积极情绪的大脑回路，具体机制也许是通过加强前额皮质与伏隔核之间的信号交流。不过，药物为什么只对一些患者有效而对另一些无效，目前还是一个谜。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研究标准的非药理学疗法（nonpharmacological therapy）——认知疗法（cognitive therapy）与人际关系疗法（interpersonal therapy）——是否也能（至少在一些抑郁症患者身上）起到类似的疗效。
最有发展前景的一种神经疗法正是立足于我关于抑郁症背后大脑活动模式的基本发现：
●左脑前额比右脑前额活跃的人有更高的幸福感与满足感[96]；右脑前额比左脑前额活跃的人往往受到抑郁症的折磨。此外，左前额激活的基准水平更高的人在所谓“行为激活”（behavioral activation）上的得分也更高——行为激活度量的是心理学家所谓“趋向动机”（approach motivation）的强度大小。行为激活水平较高的人会认为下面的描述与他们的情况非常符合：“如果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我会感到非常开心和兴奋”；“只要我想要某样东西，我一般就会全力以赴地得到它”。
●右前额激活的基准水平更高的人在行为抑制上的得分更高[97]，行为抑制度量的是一个人面对困难的时候产生的焦虑以及出现“死机”的倾向。有行为抑制倾向的人会认为下面的描述与他们的情况非常符合：“我怕犯错”；“批评与责备会让我很受伤”。
行为激活与行为抑制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神经科学家杰弗里·格雷（Jeffrey Gray）提出，指的分别是与趋向行为与退缩行为（withdrawal behavior）相关的大脑系统。即便陌生环境看似隐藏着未知的危险，行为激活疗法（behaviorial activation therapy）仍鼓励抑郁症患者去尝试新环境，而不是遇到困难就选择逃避。它还鼓励患者去寻找能给自己带来满足感的事情，鼓励他们对自己的长远目标要坚持到底。打个比方，一名患者首先会对一件特定的事情给自己带来的愉悦感和成就感进行打分，他也许会说自己很喜欢看书、跟一个小圈子里的密友相处，以及去二手公益商店做义工。于是理疗师会帮助和鼓励患者制订计划，将这些事情变成定期重复的例行活动，并督促患者依照计划行事，而不是听命于偶然。这样，患者不是等到自己心血来潮的时候才去跟朋友打电话或者去公益商店帮忙。相反，他们会制定一个严格的日程安排，然后将这个计划输到手机里的日程安排中去（或是采用其他办法），来帮助自己坚持（比方说）“周四与朋友一块吃中饭”或者“周四上午做义工”。最后，理疗师还会帮助患者抛弃各种病态的念头，如“我是个坏人”或者“我一无是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理疗师会从患者的生活经历中找出各种反证：“你顺利地从大学毕业！”“经济如此不景气，而你仍然找到了工作！”“你让公司的那个实习生学到了太多东西，他几乎感动得热泪盈眶！”什么管用就说什么。
行为激活疗法已经展示出了应用前景。在一项大型的随机对照试验中，研究者让188名抑郁症患者[98]接受了以下三种治疗手段中的一种：抗抑郁剂的药物治疗、认知疗法、行为激活疗法。这188人中有106名患者的病情出现了好转，经过16周的治疗他们的抑郁症状减轻了。当然，初始的反应率（response rate）不过是冰山一角，还难以成为评估抑郁症疗法的依据。抑郁症状是否会出现反复比反应率更重要。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科学家对这些抑郁症患者进行了跟踪研究。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中有最高的复发率：停止使用药物之后，他们中有59%的人重新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状。接受认知疗法和行为激活疗法的患者中间，复发率介于40%—50%之间。这些结论告诉我们，认知疗法和行为激活疗法不但有效，而且它们比药物治疗更有助于减少抑郁症的复发，另外也更便宜。
现在已经有迹象表明，行为激活疗法可能就是上文所讲的神经刺激疗法。2009年的一项研究在实施行为激活疗法的前后分别对受试者进行了核磁共振检查。[99]受试者在这项研究中会参加一个有奖励的赌博游戏，在赌博过程中他们都希望能获得奖励。研究者测量了受试者对这个赌博游戏的神经反应。12周的疗程之后，75%的患者抑郁症状明显减轻。他们的纹状体，包含伏隔核的大脑区域，也变得更活跃。这些发现表明，旨在通过奖励刺激来鼓励参与、减少回避的活动安排能够让维持积极情绪经验的大脑回路发生明显变化。这些新发现为我们保留了这样的研究前景：行为激活疗法有望能够刺激掌管积极情绪的具体大脑回路，延长快乐、自豪、好奇等情绪的半衰期。
专注力风格与注意力缺损多动症障碍
禅宗有这样一则流传久远的故事。一日，弟子准备好纸笔，对一休禅师一休禅师（1394—1481年），法号“一休”，讳“宗纯”，是日本室町时代禅宗临济宗的著名奇僧，也是著名的诗人、书法家和画家。日本动画片《聪明的一休》即以他为原型。——译者注说：“请为我指点智慧。”一休禅师挥毫写下了两个字：“留心”。
弟子问：“就完了？”
禅师于是写道：“留心 留心”。
弟子有些不耐烦地说：“在我看来，这既不深奥，也不精妙啊。”
听到弟子的话，一休禅师又在纸上写道：“留心 留心 留心”。
弟子无可奈何地问：“‘留心’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一休禅师答道：“留心就是留心。”
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看似容易，有时候却难得让人抓狂。《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将注意力缺损多动症障碍分为了三种：第一种主要以注意力分散为特征；第二种主要以多动症（hyperactivity）和冲动性（impulsivity）为特征；第三种则是上面两种的症状都同样明显。注意力分散的人无法对细节给予关注，因此他们在学习、工作、生活中会犯粗心大意的错误。此外，注意力分散的人不善于对活动进行组织规划，所以他们很容易受到干扰。多动症的典型特征有：手舞足蹈；在座位上扭来扭去；本该规规矩矩坐着却忽然从座位上蹦起来；话多；等等。冲动性的表现有：在别人的问题还没有问完的时候就脱口说出答案；排队等候的时候缺乏耐心；在别人交谈或者游戏的过程中闯入并打断、打扰他人。
美国政府最新的数据表明，年龄在4—17岁之间的美国人口中约有9.5%的人被诊断为患有注意力缺损多动症障碍，而且这个比例还在增加。2003—2007年间，每年被诊断为注意力缺损多动症障碍的人数比率大约增加了5.5%。虽然造成这种急剧增长的确切原因我们并不了解，但那显然无法仅仅用基因来解释，因为美国人DNA的变化速度远远不及注意力缺损多动症障碍病例增加的速度。造成发病率激增的原因更有可能是环境因素或者注意力缺损多动症障碍确诊标准的放松。
注意力缺损多动症障碍可以划分为不同子类，而每个子类的症状不同，这告诉我们出现问题的大脑机制可以有好几种。但问题的关键似乎在掌管我们的注意力以及“反应抑制”（response inhibition）的大脑回路。所谓反应抑制是指控制冲动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在实验室中得到测试。典型的做法是这样：向儿童快速播放一系列的照片，照片的内容可以是人脸；要求这些儿童在看到一张面无表情的脸，而不是看到情绪化表情的时候，按下按钮。如果实验中播放了100张照片，其中70张是中性的，30张有情绪化的表情，那么这些儿童就应该按70次按钮。大多数的人都会犯错，在看到情绪化表情的时候按下按钮，这并非因为他们无法区分面无表情与生气、快乐、难过或者惊讶的表情[这种可能性在对受试者进行的前测（pretest）中就已经排除了]，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抑制按下按钮的倾向。患有注意力缺损多动症障碍的成人和儿童更容易犯错。
脑成像技术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纽约大学儿童研究中心（New York University Child Study Center）的研究者对16项同类研究——总共涉及184名注意力缺损多动症障碍患者以及186名作为对照组的健康人——进行了分析[100]，发现在注意力缺损多动症障碍患者身上，前额皮质中负责选择性注意与反应抑制的几个区域存在活跃水平不足的现象。具体来说，前额下皮质（inferior prefrontal cortex）——大脑的冲动抑制中心——似乎就会“翘班”：虽然在作为对照组的健康人身上，它非常活跃，但是在患有注意力缺损多动症障碍的成人与儿童身上，它却被打入了冷宫。（在第11章中读者将会看到，通过不同形式的禅修练习，我们可以改善注意力的方方面面，从而增强这些大脑区域的功能。）
注意力还可以通过相位锁定而得到反映，所谓相位锁定指的是由头皮上的电极所探测到的脑波振荡变得与外部刺激同步。同样，在注意力缺损多动症障碍患者身上，无法观察到相位锁定[101]：多伦多大学的科学家最近对神经同步性（neural synchrony）进行了测量，受试者是9名患有注意力缺损多动症障碍的成人与10名作为对照组的健康人，结果，注意力缺损多动症障碍这一组的同步性较之健康对照组要差很多。同样，选择性注意的一种关键神经机制在这些患者身上也出现了功能障碍。
这些研究的意义并不是要堆积出更多漂亮的大脑图像——“看，这就是你的大脑，注意力缺损多动症障碍患者”。至少，我们的工作不应该到此为止。我希望我们至少能利用这些研究成果，锁定出现病变的神经活动，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干预手段，让相关大脑功能尽可能恢复正常。当今对注意力缺损多动症障碍的主要治疗手段是药物治疗，使用的药物主要是各种兴奋剂（stimulant），比如中枢兴奋药利他林（Ritalin），它通过作用于前额皮质中的神经递质而改善患者的注意力。医生喜欢求助于自己的处方签是可以理解的：为儿童治疗注意力缺损多动症障碍的医生大多是万金油型的全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要让他们提供药物之外的治疗手段是勉为其难，他们的时间与技能都不允许。专门医师（specialist）供不应求，在中小城市与乡村更是如此。另外，迫于医疗保险公司的压力，连心理学家与精神病学家都倾向于开出药方了事，而不愿花时间去诉诸行为疗法。
但是有迹象表明，药物之外的治疗手段——从而避免服用药物带来的副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虽然很少有研究致力于评价行为疗法对注意力的改善作用——从经济的角度，没有哪个组织（尤其是制药公司）愿意为这样的研究买单——但为数不多的现有研究是令人鼓舞的。在2011年的一项研究中，荷兰的一个研究团队让患有注意力缺损多动症障碍的儿童接受了注意力训练与知觉训练中的一种。[102]在知觉训练中，参加试验的11岁的儿童接受了视觉和听觉方面的训练，但训练不会涉及他们的注意力。在注意力训练中，这些儿童会在电脑上玩一个游戏，为了在游戏中关注敌人什么时候溜进了画面，我方剩下的人员有无性命之虞，他们会一直保持注意力集中。训练每次时长1小时，总共进行了8次，为期4周。4周之后，那些接受了注意力训练（而不是知觉训练）的儿童在几项度量注意力的客观指标上显示出了明显的进步，包括在干扰下保持注意力集中的能力。科研人员并未对受试儿童进行大脑扫描以追踪神经活动究竟出现了怎样的变化才导致了所观察到的注意力改善——这方面的研究亟待跟进。不过，我们已经知道的是，注意力缺损多动症障碍患者的大脑可以通过心理训练加以改善。
在笔者行文至此的2011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下属部门美国国立心理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简称NIMH）正在开展一个项目，试图寻找各种心理障碍共有的致病机理，从而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心理疾病产生于怎样的大脑机制。这个项目是基于这样一个观察：某些共同的行为与心理特质可以在多种精神疾病中找到，而我们今天的分类系统却将这些精神疾病视为互不相干。较低水平的社交直觉——对应于我们社交直觉维度上“社交直觉迟钝”的一端——是许多自闭症患者的一个核心特征。但是在一些焦虑症（尤其是社交恐惧症）患者的身上，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低水平的社交直觉；一些抑郁症患者的社交直觉也比较迟钝。类似地，难以保持积极情绪——对应于我们生活态度维度上“消极”的一端——是抑郁症患者的特征，而在焦虑症患者以及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我们同样也能观察到“消极”的生活态度。这告诉我们：对一种心理障碍见效的疗法可能对治疗另一种障碍也会有帮助，只要这两种心理障碍都涉及情绪风格中的同一个维度。
目前，临床医生对抑郁症采取了与焦虑症以及精神分裂症完全不同的治疗手段；自闭症与抑郁症的治疗方法也大为殊异——无论是药物治疗还是心理疗法都差别很大。但美国国立心理卫生研究院相信，要对精神疾病的大脑机制有更深的理解——这对精神疾病的治疗至为关键——就必须梳理出情绪风格的各个维度，找出它们分别产生于怎样的大脑活动模式。我试图利用情绪风格六维度来做的事情与此不谋而合。
这一研究进路还有望提升我们对精神疾病的诊断能力。根据传统的、非此即彼的做法，一个人只要满足了最低数量的诊断标准——比方说，满足了社交焦虑障碍11项症状中的6项——即被算作患有此障碍；哪怕再少一项就不算是这种障碍的患者。读者可以看出，情绪风格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情绪风格框架一方面承认心理疾病是真实存在的，同时又指出正常与异常之间并无清楚明确的划分标准。因此，如果你希望改变自己的情绪风格，就不应该求助于非此即彼的诊断，而是应该立足于自己的主观评价对下面这个问题的回答：你希望成为怎样的人，希望过怎样的生活？
导致心理疾病的大脑活动失调可以通过心灵的力量来加以治疗——仅仅几年前，提出这样的观点会为你招来一屋子人（尤其是精神病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的嘲笑。但是，在神经可塑性领域发生的革命让这种可能性至少已经得到了主流观点的承认，如果它还没有上升为教条的话。心灵能够改变大脑活动模式，这正是我们下一章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