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民主政治时期，大城市取代贵族而成为模仿对象，其作用与贵族相仿，结果当然有好有坏。
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一旦各阶级的距离缩短，最底层的阶级能从外表上模仿最高层的阶级时，这个时期就叫作民主时期。在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主观和客观趋同的狂热比较厉害，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在社会公认的高位人中，在依靠世袭或依靠选拔而位居社会上层的人中，有一个定型和初露端倪的社会层级体系。以法国为例，这个社会上层是不难察觉的，生活优雅的权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古老的贵族落入新兴的社会上层手中。先是行政体系越来越复杂，等级的增加使之叠床架屋、越来越高，行政人员的增加使其摊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宽。我们的军事等级也越来越森严，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使现代欧洲国家不得不成为军事武装的国家。世袭的高级教士和王公、僧侣和骑士、修道院和城堡受到压制，让位于宣传人[23]和金融家、一神教和政治家，让位于剧院、银行、商场、兵营和政府大厦，让位于圈定在都市里的纪念碑似的其他东西。各种名流在此群集。社会熟知的各种不同程度的荣耀和名气，难道不是非常明显的等级系统吗？这里的位子是已经有人就座或仍然虚位以待的拥有名利的地位，是公众能自由处置的地位，或公众自认为能自由处置的地位。
这个地位显赫的贵族体系，这个名利光耀的平台，不是越来越简化，也不是越来越平庸。相反，民主改革的效应使它越来越令人瞩目，因为这些改革降低了民族和阶级的院墙，因为人人均可竞逐名利的普选制度越来越普及。演员能享受的荣耀和观众的人数成正比。无论观众是鼓掌还是起哄，最默默无闻的观众和最受欢迎的演员的距离还是会拉大。维克多·雨果还在世的时候，他被神化是不可想象的。如今他被神化的事实说明，一座文学名气的巍峨大山已然形成，就像昔日的比利牛斯山[24]。这条山脉兀然耸立在广阔而绵延不绝的平原上，重峦叠嶂，欢迎雄心勃勃的诗人去攀登。这种看不见的山峰在大城市的人行道上崛起，它们比肩接踵，就像并排的屋顶。在超常的发展中，在臃肿的城市里，尤其是在首都，压制性的特权生根蔓延，昔日特权的残痕被嫉恨一抹而光。在大城市里，我们看见了现代生活造成的不平等。然而，在管理和促进庞大的工业生产和消费洪流时，这样的不平等又是必不可少的。这种生产和消费的潮流就是大规模的模仿之流。这样一条恒河需要喜马拉雅那样的大山。巴黎是法国的喜马拉雅山。毫无疑问，它凌驾于外省的气势很有一种帝王的霸气，很有一丝东方的迷人色彩，比昔日宫廷凌驾于它头上的气势有过之而无不及。每一天，电报和铁路把巴黎调制好的思想、希望、绘画和革命输送到法国各地，把它制造的成衣和家具分销出去。它韵味无穷、使人欲罢不能的魅力刹那之间就可以传遍辽阔的国土，它的影响如此深刻、完全而持久，谁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这样的吸引力是经久不衰的，这种吸引力就叫自由和平等。城市劳工认为自己是民主派，并肩负摧毁中产阶级的使命，但那只是空想（因为它正在上升为中产阶级）；城市劳工的地位也不亚于贵族——乡下农夫钦佩的那种贵族。乡下农夫与城市劳工的关系就像劳工与雇主的关系。这就是乡下人往城里移民的原因。
中世纪的结义公社（sworn commune）是在仇视地主和封建主义中成长的，然而吕谢尔[25]告诉我们，它们的结果和目的都是相同的：把它们所在的城市提升到集体领主（collective seigniory）的层次，成为庄园中的庄园，既不征领主税也不交领主税，又有自己的封建等级。结义公社的印章一般像军徽，它表现的是一个步兵或骑着战马驰骋的重甲骑士，像贵族的徽章一样。吕谢尔在史料翔实的历史著作中证明，12世纪求解放的公社运动不限于城市，村庄也起而仿效，郊区甚至更远的乡村也以结盟的方式解放自己。迄今为止，现代历史学家都忽略了这个事实，然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中世纪，城市公社先起，乡村公社继后。即使在农业革新上，也是先城市后乡村，这个事实令人瞩目。比如罗沙[26]说的：“现代的租金制和地租制首先从城市里兴起，它们取代了领主税，从1259年在沃恩科尼克签署的《根特宪章》就可以看出来。”容我补充一点：和梯叶里[27]的观点相反，公社的解放运动不是民众起义引起的，不是底层工匠的团体自发起义发动的，而是由一个非常排他性的富裕商人的同盟发动的，他们已经结成行会或宗教兄弟会，实际上变成了城里的贵族——这是晚近历史研究揭示的真相。[28]“他们变成了真正的同盟，以全体居民为依托，公社因此应运而生。一般来说，公社从全体居民的同盟开始，他们立誓聚集在中产阶级的旗帜之下。”
一个首都、一个现代大都会是所有人的第一选择，是所谓的精华。对全国而言，两性的人数大致均等至关重要，但是在大都会中心，男人的数量显然比女人多很多。此外，城市里成人的比例比国内其他地区成人的比例大得多。最重要的一点是，城市把四面八方头脑最活跃的人、最不安分的人、最适合利用现代发明的人吸引到自己麾下。这就是城市组建自己现代贵族的方式，这百里挑一、不能世袭的贵族，实际上是像士兵一样应召组成的群体。不过，这些人非常鄙视地位低下的乡下人，和昔日旧朝廷鄙视平民的贵族相比，他们丝毫不甘落后。[29]这个新贵族和古代贵族一样自私、贪婪，一样具有破坏性。他并不能用源源不断的新鲜成分来迅速自我更新，罪恶侵蚀了他的肌体，使之迅速消亡。结核病和淋病是他的典型病，贫困是对他的诅咒，加上酗酒的罪恶——所有这些罪恶都使他的死亡率出奇地高，虽然它的构造成分是非常杰出的。
现代都市不仅有助于压制和平衡其他地区的从属关系，而且有助于大都会和其他地区之间人口的趋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扮演的也是古代宫廷的角色。金雀花王朝[30]时期，尽管法兰西王室和英格兰王室之间的来往并不频繁，关系并不密切，然而两个王室的奢侈品却惊人地相似。这样的相似性只能用两个王室交流的互相影响来解释。因此可以说，两个王朝交相辉映、互相增色。由于双方的光芒照耀国境，它们就给人民提供了某种一致性的模仿范本。今天的都市就是昔日宫廷的“后代”，都市继承了宫廷的地位。一切最终成功的主动精神和行为都集中在都市里。它们是万众瞩目的中心，由于它们经常互动，在永恒变异性的衬托之下的普遍的一致性就是它们经久不衰的优势的必然结果。有一条永恒的规律：总有一个都会会成为其他一切城市模仿的范本，它们的模仿总是从里到外展开的；同理，总有一个宫廷会成为其他一切宫廷的样板。这样的都会是占尽优势者组成的都会，或者是仍然占尽优势的都会；同理，战争获胜的王朝就成了样板，最近战败但曾经屡次获胜的王朝也可能保住样板的地位。[31]
正如托克维尔所云，民主国家的首都和多数人都有威望。“市民越平等，越相像，每个人盲目相信某个给定群体和阶级的可能性就越小。相信大众的倾向随之增加，公共舆论引导社会的倾向随之增加。”既然多数人成了真正的政治力量，具有普遍认可的优势，人们就会顺从多数人的威望，就像昔日都市人对郡主和贵族俯首称臣一样。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在平等时代，人们由于彼此相像而互不信任。不过正是这样的相似性促使他们无限信赖公众的判断。这是因为既然每个人都能享受等量的阳光，真理不照耀到绝大多数人身上是不可能的。”这句话看上去合乎逻辑，像数学一样精确。如果说人就像一个个单位，那么这些单位的最大集合一定是正确的。然而这实际上是幻觉，因为它建立在忽视模仿作用的基础之上。一种思想在投票中胜出时，我们对它顶礼膜拜的可能性应该说是无限小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这其中99.99%的选票是模仿行为。即使最细心的历史学家也常常被误导，也热衷于附和群众的想法：他们相信，在所谓多数人的希望中存在意见一致的情况，而这种一致性又是群众领袖鼓动的，仿佛意见一致是很神奇的事情。我们应该对所谓的意见一致持怀疑态度。投票是强烈的模仿冲动，再也没有比它更能说明问题的模仿行为了。
一切东西都是靠模仿实现的，也靠模仿优势阶级实现，甚至连走向平等的趋势都是这样实现的。必须在一个阶级内部的小范围之内确立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然后才有可能实现各阶级之间的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否则各阶级之间的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难以想象的。平等首先见诸社会的上层。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六，不同等级的贵族之间的不平等被抹平的趋势是稳步前进的。在王侯林立的封建时代，不同等级的贵族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由于皇家的威望压倒一切，由于出身名门的贵族之间有比较多的接触，就连佩剑贵族[32]和穿袍贵族[33]的融合也实现了。
奇怪的是，上层阶级被拉平的趋势逐渐实现了，中等阶级和平民里难以计数的阶层之间反而互相隔绝、彼此冷漠，它们的阶级虚荣反而变本加厉，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夜才有改观。请读一读托克维尔这一年对一个古老小镇里高中低各个阶级的描写。在18世纪的法国，执政官与小商人的矛盾肯定超过了中世纪执政官与小商人的矛盾。因此，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提出一个看似是悖论的解释：现代平等的准备工作在过去不是由中等阶级完成的，而是由贵族完成的。在这个方面，在哲学思想的传播方面，在对异域风尚的欣赏并以此推动工业生产方面，贵族都不知不觉间成了孕育现代社会的母亲。况且，以上诸多原因是联系在一起的。倘若宫廷没有拉平贵族的等级，那么17世纪和18世纪的文学和哲学就不可能辐射而出；对时尚的模仿，对异域革新的爱好，就不可能战胜统治者和显贵心中对祖先的模仿。因此我们说，这一切中心的原初中心就是国王。[34]
由此可见，无论社会组织是神权政治、贵族政治，还是民主政治，模仿的历程总是遵循同样的规律。在距离相等的情况下，模仿的走向总是从高到低，从高位人到低位人；在地位低的阶层中，模仿的走向总是从里到外。不过有一点基本的区别却必须被指出。当社会优势地位的标准靠世袭而传承时，这些标准就存在于当事人身上的各个侧面之中。靠神圣仪式（虚拟的继承或采纳）来传承的古代贵族和僧侣体制是这样的，封爵的贵族、佛教僧人和基督教神职人员也是这样的。公认地位高的个人成为各方面模仿的对象。这个地位最显赫的人似乎不模仿任何地位低的人，也许真是这样的。因此，这个范本对副本的关系几乎是单方面的关系。这样的贵族的地位建立在真实的或虚拟的关系上。然而，如果贵族身份被自然挑选的方式取代，社会威望就必然会转移到杰出个人的社会性之上。此时，人们模仿的就仅仅是杰出个人的一个侧面，其他一切侧面都必然会受到忽视。
事事处处都被人模仿的个人已经不复存在。在诸多方面被模仿的人，在某些方面也要模仿那些模仿他的人。由此可见，在普及的过程中，模仿变成了相互的模仿，形成了专有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