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范本。底版（martinella）与战车（carroccio）。腓尼基人与威尼斯人。贵族政治的效用。
现在我尝试阐明我们正在探讨的原理。相爱的人互相模仿，或者说爱人者模仿被爱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爱的现象起初是单向的。我们看见人们事事互相模仿，甚至在争斗中互相模仿，由此可见模仿行为深入人心。被征服者绝不会不模仿征服者，哪怕只是为了准备报复。借用征服者的军事组织时，他们小心翼翼地表白，而且真诚地相信，他们唯一的动机是考虑实际效果。不过，我们将发现，如果把这个动机和许多相关的事实做一番比较，如果我们发现实用的情感在这些事实里并不起作用，这样的解释又是不充分的。
比如，被征服者不限于借用征服者精良的武器、远程大炮和令人敬佩的作战方法，他们还借用许多并不重要的军事特征和习惯，即使他们能适应这些东西，其困难也会大大超过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在13世纪，佛罗伦萨和锡耶纳总是互相攻伐，它们不仅排兵布阵相同，而且都用那种奇怪的大轮马车给军阵开路，双方都借用伦巴第人的铃铛，伦巴第长期是意大利最强大的地区（以至于伦巴第和意大利成了意义相近的两个词）。佛罗伦萨人先引进这两件东西并略加修正，以后由于佛罗伦萨的繁荣和威望，它们又传入敌视佛罗伦萨人的邻居之中。起初，这种大轮车很笨拙，这种铃铛很危险。既然如此，佛罗伦萨人和锡耶纳人为什么要模仿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且固守自己的习惯呢？他们模仿的原因和下层阶级及其子女模仿上层阶级的原因是相同的，这些在“内战”中被征服的人要模仿上层阶级的服饰、仪态、言语、弱点等。在这个例子里，我们不能说，模仿是为了报仇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它基本上是为了满足社会生活里的一个基本的特殊需求，其最终结局是经过许多冲突之后，在将来实现和平。
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组织，贵族政治也好，民主政治也好，如果我们看见它大踏步地前进，我们就敢说，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只需要了解这些例子中的主要潮流，而不必注意其背后的旋涡，就可以发现真实的社会力量所在。如果国家的基础是贵族政治，事情就是非常简单的。只要有机会，贵族一定会随时随地模仿其领袖，模仿其国王或领主；同样，只要有机会，老百姓就要模仿贵族。波德里拉在《奢侈品史略》中说，在拜占庭皇帝治下的君士坦丁堡，“廷臣仰视王公，都市人仰视廷臣，以寻找模仿的对象；穷人眼巴巴地看着富人，希望分享其奢侈的生活”。[1]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兰西也是如此。圣西门[2]在论述奢侈品时也说：“这是一块溃疡，一旦引进之后，它就成为吞噬机体内一切组织的癌细胞，因为它从巴黎的宫廷里迅速传遍各省，传到三军之中。”巴朗特[3]先生在讲述15世纪的情况时写道：“朝廷严厉禁止游猎、玩骰子、玩牌戏、狂欢，这些东西通过模仿从皇家走向了普通人。”我们在客栈里看见的无数打牌人，无意之间在模仿昔日宫廷的时尚。各种形式的礼节也是通过这样的模仿渠道传播的。上层的风雅来自宫廷，公民的礼仪来自都市。宫廷的口音逐渐传遍京城，又逐渐传遍各个阶级和各个省区。可以肯定，古代曾有古巴比伦口音、尼尼微[4]口音、孟斐斯[5]口音，正如今天有巴黎口音、佛罗伦萨口音、柏林口音一样。口音的传播是最难以察觉、难以抗拒、难以说清楚的模仿形式，所以它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我正在阐述的规律：从上到下辐射的模仿的力量深刻、道理深沉。我们看到，即使在口音上，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城里人对乡下人、白种殖民者对黑人原住民、成人对儿童、上层人对下层人的影响。因此在书写、手势、表情、衣饰和风俗上，高位人对低位人的影响更加强大，不容置疑。
只要在社会财富略有积累的情况下，模仿高位人的倾向，以及这种倾向带来的自我满足，在任何时代都是能很快实现的。这种情况值得我们花笔墨予以说明。[6]在旧王朝时代，禁止奢靡之风的告示频频发布，就像河堤见证河水的汹涌澎湃一样。奢靡之风在宫廷的退潮始于查理八世，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模仿宫廷礼节和奢侈的风气花了几百年才传播到普通民众之中。从路易十二起，这种风气已随处可见。16世纪宗教战争的灾难使之略有收敛，然而在接下来的17世纪，这股风气又重新抬头并迅猛发展。随后，伟大的君主[7]发动的最后一场战争，使这种风气再次受挫。到18世纪，它再次露头；在大革命[8]时期，这种风气又一次受挫。到第一帝国[9]时期，它又以浩大的声势席卷而来。不过自此以后，这种风气便以民主的形式出现，我们对此可以暂时不费笔墨。在弗朗西斯一世[10]和亨利二世[11]治下，路易十二时期发轫的奢靡风气继续盛行。在这个时期，有一条限制消费的法律禁止“一切农夫、劳工、男仆穿丝绸的紧身上衣，或穿装饰豪华、填料过多的丝绸长筒袜，除非他们是王侯的随从”。从1543年到神圣古罗马同盟时期，法国宫廷一共发布了8条严禁奢侈的敕令。波德里拉说：“其中一些适用于每一位法兰西臣民，所有的条文都禁止用金银和丝绸做衣料。”[12]这就是宗教战争前夜流行的附庸风雅的风气。[13]为了给限制贸易的法律寻求依据，“宫廷经常列举的理由之一是：法兰西正在因为购买奢侈品而毁灭自己”。此外，流行风气还表现在奢侈品制造业的繁荣之中，繁荣的前提当然是各阶层里广泛存在的奢侈品顾客。[14]
如果回溯古代的情况，这条模仿律就要做一些修正。我们从阿波利那里斯[15]的文字中获悉，操拉丁语的风气始于高卢地区的贵族之中，然后才和古罗马的道德和思想一道传播到普通人的心中。
再举一例。我们来描绘一下公元前8世纪地中海盆地的情景。那是推罗人（Tyrian）和西顿人（Sidonian）发迹的时期，腓尼基人成为承载古埃及和亚述艺术的欧洲人，他们在古希腊等民族之中唤起了欣赏奢侈和美好事物的兴趣。这些商人不像现代英国商人一样经营廉价和普通的衣料，而是像中世纪的威尼斯人一样，喜欢在沿海向各国富人展示精美的商品：紫色衣袍、香料、金杯、雕像、昂贵的铠甲、祭祀用品、优雅而迷人的装饰品。因此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在撒丁岛、埃特鲁斯坎、古希腊和地中海群岛、小亚细亚、高卢，上层阶级、少数幸运儿穿戴打扮的样子都差不多，他们戴头盔、佩长剑、戴手镯，穿束腰外衣。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人们的衣着装饰都很像。与此相反，地位低下的平民还是有明显的不同，他们继续穿本民族的服装，佩各有特色的兵器。不过，虽然平民在外表上和领袖人物大不相同，他们在思想、情感、宗教迷信、伦理上和领袖人物却是比较相近的。
14世纪和15世纪，相同的景观给欧洲漫游者留下的深刻印象，应该和亚瑟·扬[16]得到的印象一样。在那个时代，同样的威尼斯商品传遍欧洲，充斥宫廷、城堡和公馆，使之趋同。与此相反，虽然相同的宗教和道德既深入恢宏的殿堂，也深入棚屋陋舍，然而平民的陋舍还是保留了原有的特色。古代也好，现代也好，趋同性总是逐渐从上到下进行的。大规模的远距离贸易实现后，它不再为少数人受用，而是让所有人得益。这样的大规模贸易使英国深受其惠，之后将使美国受益匪浅。[17]
因此我认为，贵族的辩护士忽略了最雄辩的理由。贵族的主要角色、主要标记即使不是创造性的，也是主动性的。发明可能起源于最下层的人，发明的延伸却有赖于一个崇高的社会平台，像一座水塔，继续不断的模仿像水一样往下流。在每个时期，在每个国家，贵族对异域的新奇事物总是抱开放的态度，总是最敏于引进这些玩意儿。[18]同理，军队的参谋部最了解外军的革新，最善于利用这些革新，它由此做出的贡献不亚于它通过训练产生的战斗力。只要贵族的活力尚存，开放革新就是其识别性特征。另外，当贵族回归传统，以嫉妒的态度依附于传统、保护传统、不让人攻击传统，并处处提防它曾经习惯的变革时，我们就可以保险地说，无论它这个温和的辅助角色多么有用，它还是大势已去，它的衰亡已经来临。[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