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研究的固有规律是非常朦胧的，由此可见，一切生命过程——从受精到死亡的一切过程，都是按照一种完全内在的绝对隐蔽的机制展开的，仿佛有一种至关重要的信念或灵感，由祖先注入生命的胚芽之中，这种内在的隐蔽机制走在其外在的表现之前。个体生命的演变就像抽丝剥茧。在受精的那一刻，父母最重要的生命特征就在孩子的身上得到了重复。由于父母特征的传播，孩子自身的特征也开始重复，并且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外在特征。在胚胎身上，潜隐着未来生长过程的全部信息。与此相似，在一个新信徒身上，使徒最深刻的社会特征得到了重复，使徒的这一特征很快将成为新教徒祈祷和参与仪式的源泉，使徒的祈祷和仪式将得到最忠实的重复。类似性质的物理现象与生命现象的相似性，也许更容易推测。不过我们也知道，如果不承认有一种预设的隐蔽力量或吸引力，就不能完美地解释运动里的传播或重复。如果是那样，通过接触或远距离作用而产生的传播或重复，都是难以解释的。同样，如果将化学变化和化合反应解释成原子的结合，却又不考虑原子的构造成分，那样的尝试也不可能成功。我们的结论是：在自然界里和在社会里一样，重复作用的走向是从里向外的，这是我不厌其烦重申的结论。
在许多反驳这个结论的意见中，读者也许会问：女性接受外来的时装不是比采纳外来的思想快得多吗？不过在这个事例里，内在的事物、意义所指的事物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她自我肯定的虚荣心，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她模仿上层阶级的服饰，可那是因为上层阶级的骄傲、堕落和虚荣早已抓住了她的心。二是她想讨人喜欢的性欲望，她模仿的对象是同伴或地位相等的人，那是因为她此前已经得到这样的忠告：新款的衣服、头饰会给她增添几分姿色。此外，这个例子不仅说明从下向上的模仿律（下文将探讨这条规律），而且说明我正在考察的从里到外的模仿律。我们所知的每个女人都模仿她爱慕或钦佩的男人，凡是她认为地位高于她的男人，她都要模仿。不过我们也会注意到，早在她模仿这个男人的举止和文采之前，男人的情感、思想就已经传播到她身上了。一个女人进入一个自认为高于她的家庭或社区时，她就立即浸泡到这个新环境的思想、激情、偏见、丑行和美德之中。在类似的条件下，她完成这种濡染的时间要比男人快得多。起初，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宗教信仰方面，女人似乎不太受外在模仿对象的影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是由于从里向外的模仿律在她身上发挥了完美的作用。这种模仿律有一个相关的结果：悠久信仰的外在表现，也就是言语、手势、习惯和仪态，在女人的身上比在男人的身上更加持久；这个信仰业已消失、不知不觉被另一个信仰取代之后很久，其外在表现还要在女人的身上滞留很长时间。新的信仰攻破了她内心的堡垒很久之后，她才决定接受其外表的衣装。这个事实在古代如此，如今仍然是这样的。在16世纪，玛格丽特·德·瓦卢瓦（Marguerite de Valois）及其女性追随者的内心已经改宗加尔文教——实际上，正是通过她们这个群体，加尔文教义才在法国传播开来，虽然加尔文教并没有让她们很开心，可是她们表面上仍然信仰天主教。一部分原因无疑是她们怕被杀害，但主要的原因还是那个逻辑必然性：被表征的事物本身走在符号的前面。
[1]儿童最喜欢模仿给人印象最深的声音，他们觉得模仿声音比模仿手势还好玩。
[2]在一个民族上升的时期，无论如何是这样的。只有在一个民族衰落的时候，它才会看见蔑视人的判断比钦佩人的判断传播得更快。
[3]詹森（Johannes Jansehn，1829—1891），德国历史学家，著有《中世纪结束后德意志民族史》（8卷）。他认为14世纪—15世纪是第一个鼎盛期。他认为，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运动削弱了德意志的社会结构，导致混乱和民族退化。——中译者注
[4]此外，指令起初也是范本。我在《社会逻辑》一书的序言里，阐述了范本逐渐转化为指令的步骤：“在一群猴子、马、狗，甚至是蜜蜂或蚂蚁中，领头的动物把心里想到的指令用示范行为表现出来，让其他动物模仿。起初，指令的意向和指令的行为是浑然一体的。稍后，指令的意向从指令的行为中分离出来。最后，领头的动物只需要做出大致的动作：把动作简化为一个姿势，以后又进一步把姿势简化为一种符号、一次呼喊、一个眼神、一种态度，直至简化为一种清晰的叫声。不过这个能表情达意的语词总是能唤起一个被转换成动作的意象——当然，这是一个熟悉的动作，因为天才的手笔是无法事先被描绘清楚的——这个意象和领头者最初示范的动作应该是等值的。”
[5]我们可以说，情况肯定是这样的。我所谓的模仿，就是一个头脑对另一个头脑的远程作用，这种作用可以被纳入催眠术暗示的范畴。模仿是正常而连续的现象，它可以被比喻为催眠术那种罕见而异常的现象；催眠术是模仿作用的一种异常的现象，不过它是被放大了的模仿，是强度更高的模仿。我们知道被催眠的人轻信、顺从，我们知道他就像一个滑稽演员，我们知道他暗示的人格就像是他的化身。我们知道这种人格首先会进入他的心灵并影响他的性格，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的。然后这种人格才通过他的姿态、手势、言语表现出来。他的主要特征就是绝对的轻信和顺从。
[6]博丹（Jean Bodin，1530—1596，法国政治哲学家。——中译者注）写道：“谈到着装，如果有谁不穿从西班牙传来的流行服装，他就会被评价为呆滞、无礼，这种张开的裙子是风靡一时的时尚。”
[7]克洛维（Clovis，465—511），法兰克王国创立者。——中译者注
[8]希尔佩里克（Chilperic，约530—584），墨洛温王朝苏瓦松国王。——中译者注
[9]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社会不平等越是表面化，处于劣势的人就越难以忍受不平等。其原因是，社会不平等被软化到一定程度之后，钦佩、轻信和服从再也不可能产生。钦佩、轻信和服从的倾向都会产生社会力量。于是，它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于是，它们就激起嫉妒，嫉妒又促使其消亡。在这一点上，实用的需求也类似于审美的需求。审美的观念杜绝了椭圆形与圆形、平行四边形与和正方形的妥协。一旦椭圆形两根轴线不合比例、平行四边形的长宽不合比例，我们的审美感觉就渴望完全压抑这样的失衡。不合比例的程度越低，我们的渴望就越强烈。一旦社会各阶级实现了大致的平等，嫉妒就完成了它同化的任务，就倾向于消亡。于是，嫉妒的作用就受到这种极端平等趋势的损害。个人对多样化的需求、对趋异的需求，即所谓对自由的需求，就产生于平等，平等就产生于相似性。于是，只要不出现新的不平等，社会就会回到使野蛮状态瓦解的局面中。然而，新的不平等总是要出现的。
[10]当然，我不想否认，有时候的模仿是模仿外表、不模仿内在的东西。妇女和儿童就是这样的（不过这样的模仿还是比人们想象的少），但这时的模仿停留在外表。与此相反，我们先从内心开始模仿的时候，我们就从外表过渡到了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在监狱里被囚禁多年之后，他的外表就像他的狱友。“他们的习惯、思想、衣着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印记，从外表上成为我的东西，可是这些外表的东西却不能渗透我的内在气质。”
[11]契马布埃（Giovanni Cimabue，约1240—约1302），佛罗伦萨最早的画家之一，扬弃拜占庭风格，其风格为乔托的艺术奠定基础，任佛罗伦萨学院首任校长。——中译者注
[12]乔托（Giotto di Bondone，12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突破中世纪艺术传统，创造了叙事性构图、深入刻画人物心理的风格。——中译者注
[13]卢伯克（Sir John Lubbock，1834—1913），英国银行家、博物学家，著有《史前时期》 《文明起源与人类的原始状态》 《昆虫的起源与变异》等。——中译者注
[14]恢复占有权的诉讼，请求确认或恢复对财产的实际占有的诉讼，例如承租人不支付租金时，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要求返还租赁物。——中译者注
[15]确认所有权的诉讼，原告请求法院确认和实现财产所有权的诉讼。——中译者注
[16]保罗·维奥英特（Paul Viollet）切中肯綮：“仪式是伟大的历史博物馆。”如果此说不错——我们的确难以怀疑，那么我们现在就该放弃斯宾塞的观点：仪式是原始的管治。博物馆绝对不是原始的东西，不可能生而完整，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缩水。博物馆的形成需要时间，还需要壮大。此外，博物馆还处在一代又一代不断的更新之中。
[17]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60—约225），古罗马基督教神学家，用拉丁语写作，使之成为教会语言和基督教传播工具，著有《护教篇》 《论基督的肉体复活》等，对西方神学产生了极大影响。——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