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和古代的法律都证明，子女对家长非常信任，百依百顺。家长的思想被神化，他的意志不必用话来表达，子女总是以他为榜样，总是要模仿他的口音、语言、姿势和仪态。如果不是因信赖和服从而对家长有所理解，他们绝不会徒劳无益地模仿他的外在行为，决不会凭外在的东西就信赖他、服从他。靠外在模仿的方法是不可能形成社会纽带的。不过，让我们再回溯到史前史的黎明期，那时的人尚不知道语言为何物。在那个时候，头脑里私密的内容，它的欲望和思想，是如何从一个头脑传入另一个头脑的？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动物社会的行为来推断：动物没有符号，但是它们似乎互相理解，好像用暗示而实现了心理的电气化一样。应当承认，在那个历史的黎明期，大脑之间的远距离作用也许是令人惊叹的，也许这种交流的深刻性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下降。催眠术的暗示能给我们一个朦胧的概念，这种病态的现象有点儿像正常的现象。大脑之间的作用是一个根本的问题，社会心理学（生理心理学止步的地方就是它开始的地方）应该解答这个问题。
语言的发明大大促进了思想和欲望从一个头脑注入另一个头脑，而不是启动了这样的嫁接。因此，模仿的走向是从里到外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进步事先存在，语言的诞生就是难以想象的。言语的发明者是如何先在自己的头脑里把一个给定的思想和一个给定的语音联系起来（用体态使之完善）的呢？这一点不难理解。然而，仅仅靠对方听见他发出的语音，他又怎么能向另一个人暗示这个语义关系呢？这个问题就难以理解了。倘若听话人仅仅像鹦鹉学舌一样地重复这个语音，不能把它和语义挂钩，我们就难以明白，这种表面上机械的重复怎么能使他理解陌生人的意思，如何能使他从语音过渡到语词？必须承认，语义是通过声音传播的，语义反映了语音。催眠术用暗示创造的奇迹近来已非常普及。凡是接触过催眠术的人肯定是不难承认这个假设的。
况且，观察两三岁幼儿牙牙学语的情况就可以加重这个假设的分量。他们学会表达想说的东西之前，早就能听懂父母对他们说的话了。如果儿童不是从里到外地模仿成人，他们怎么能先听懂话，然后才说出话来呢？承认这一点之后，语言在幼儿身上的扎根虽然神奇，理解起来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历史发轫期的语言呈现的不是后来的样子，不是用作知识和观点交换的语言。我经常提及任何学习过程都有一条先单边后双向的规律，根据这条规律，在其发轫期，语言一定是父亲给幼儿的单边传授或指令，是对不做应答的神灵的祈祷，它一定具有一种祭司的、君主的功能，具有明显的权威性，伴有暗示的幻觉，它是一种神圣的仪式，是令人敬畏的垄断。那时的统治者就像现代的老师一样，只有他才有权在他的领地里大声说话。此外，唯有少数被上帝选中的人才知道如何说话，他们先是令人钦佩的对象，后来才成为令人嫉妒的对象。
以后，使用文字的权利也是由上层阶级垄断的。在不识字的人心里，文字曾经享有崇高的威望，其原因就在这里。《圣经》里就有这样的记载。倘若言语失去了文字那样的威望，显然那是因为它比文字古老得多。然而，言语曾经享有崇高的威望，其证据有：古老的司法程序被赋予圣典的功能，《祈祷书》被赋予神奇的力量，雅利安人的《吠陀经》、拜占庭人的圣语、基督徒的逻各斯被神化的地位等。我将在另一章里说明：消费需要总是走在生产需要的前面，这个重要现象和模仿从里到外的走向是有关系的。如果此说不错，听的需要一定走在前，说的需要肯定跟在后。
一个占优势的头脑对一个被支配的头脑具有远距离的作用，一旦受到言语交流习惯的促进和调控，这种作用就得到了难以抗拒的力量。语言起初是管制的工具，从它今天最新的形式（当时指报纸的力量），我们就可以对这个工具的作用略知一二，尽管它由于扩张和内耗已经失去了一部分力量。多亏了言语，模仿才能在人类世界里凸显它的主导作用。它先以活生生的样式依附在人类最固有的特征之上，并且以难以想象的精确度复制人潜隐的思想和目的。然后，它才以不那么准确的方式来捕捉手势、态度和动作的范本。动物界的情况则刚好相反。动物的模仿相当不精确，仅仅表现为鸣叫、肌肉动作的复制，而神经传导的现象、思想和欲望的传播总是模糊的。动物世界停滞不前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是因为，即使一个机灵的念头在一只乌鸦或一头野牛的脑袋里闪光，根据我们的假设，它也必然随着这只动物的思维而消失。在动物界，首先和显著的模仿是肌肉的模仿；在人类身上，首先和显著的模仿是神经的模仿和大脑的模仿。这就是人类和动物的主要差别，我们可以用这个反差来解释人类社会的优越性。在人类社会当中，好的思想绝对不会丧失，每一位杰出的思想家都生活在后代的身上，都把后代提升到了他的高度。有的时候，好的思想也可能长期限于疯人的视野或暴君的无常，这都没有关系。这是因为，从领袖身上传播到大众身上时，这些思想至少是产生了宗教或政治一致性的重大好处和根本利益。同理，正确的思想和实际的应用露头之后，同一科学和相同道德中的普遍参与，将会成为艺术或产业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
我们认为，艺术并不像斯宾塞主张的那样演进。斯宾塞认为，艺术演进是从比较客观的东西走向比较主观的东西，从建筑走向雕塑，从绘画走向音乐和诗歌。相反，艺术总是发轫于一部伟大的著作、史诗或相当完美的诗歌创作。《圣经》、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但丁的《神曲》等都是高山流水一样的源头，一切艺术注定要从这些源泉里流淌出来。
如果给予更加精确的表述，这个从里到外的模仿过程就含有两层意思：对思想的模仿走在对思想的表达之前，模仿的目的走在模仿的表达之前。目的和思想是内在的东西，手段或表达是外在的东西。当然，我们被吸引去模仿的一切东西，似乎是达到旧目的的新手段，是满足旧需要、表达旧思想的新手段。与此同时，我们开始采纳的革新唤起了新的思想和新的目的。不过，这些新的目的、新的需要是为了新的消费，它们俘虏了我们，在我们身上传播的速度比上述手段或表达更加容易、更加快捷。[10]
如果一个民族处在开化之中，如果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在成倍地增长，那么，他们消耗的东西就会超过他们的生产能力，且超过他们想要生产的东西。如果用审美的语言来表述，我们就可以说，对情感的传播走在对才能的传播之前。情感是判断和欲望的习惯，由于不断重复，情感的习惯很活跃，几乎成为无意识的东西。才干是从事活动的习惯，由于不断重复，才干几乎成为灵敏的机械工具。可见情感和才干都是习惯。唯一的不同是，情感是主观的事实，才干是客观的事实。现在看来，审美情感的形成和传播走在前，能满足它们的才干走在后，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我们常常看到，颓废时期的艺术鉴赏力在灵感耗尽之后仍然绵延不息，这个常见的事实难道不足以证明孰前孰后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