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与情绪和信念结合在一起时，就成了最富有传染性的心理状态，我们能否认这个事实吗？生气勃勃的权威人士对柔弱的人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力。他能给这些弱者指明方向。对他的服从不是任务，而是需要。每一条社会纽带都是这样开始的。总之，服从是信念的姐妹。人们服从的原因和相信的原因是相同的。正如他们的信仰是某一个使徒信仰的辐射一样，人们的活动只不过是师长意志的外在流露。师长的意志就是他们的意志，使徒的信仰就是他们的信仰。因此，师长或使徒怎么说、怎么做，他们就怎么说、怎么做。实际上，一个人最可能模仿的人或阶级往往是他最恭恭敬敬服从的那些人或阶级。普通人总是倾向于模仿国王、朝臣和上层阶级，模仿的程度由他们归顺的程度决定。在法国革命的前夜，巴黎人不再模仿宫廷的时尚，不再鼓掌欢迎并拥护凡尔赛宫的戏剧，因为不服从的精神已经大踏步前进。在一切时代，统治阶级都是社会的模仿对象，至少他们起初是社会的模仿对象。在社会摇篮里、在家里，模仿和服从及轻信之间的相关性严格地说是非常明显的。对孩子而言，父亲是永远正确的圣贤和至高无上的君主，起初尤其是这样的。因此，父亲是孩子最高的模仿对象。[5]
由此可见，与我们从某些表象可能推导的结论相反，模仿在人身上的表现是从内心走向外表的。乍一看，一个民族和阶级模仿另一个民族或阶级时，首先是模仿其奢侈品和艺术，然后才迷恋其爱好和文学、目的和思想，也就是其精神。然而，事实刚好相反。16世纪，西班牙的时装之所以进入法国[6]，是因为在此之前，西班牙文学的杰出成就已经压在我们头上了。到17世纪，法国的优势地位得以确立。法国文学君临欧洲，随后，法国艺术和时装就走遍天下。15世纪，意大利虽然被征服并遭到蹂躏，可是意大利人却用艺术和时装侵略我们，不过打头阵的还是他们令人惊叹的诗歌。究其原因，那是由于他们的诗歌挖掘和转化了古罗马的文明，而古罗马文明是更加高雅、更有威望的文明，所以意大利人征服了征服者。此外，法国人在住宅、服装和家具方面被意大利化之前，他们的习惯早就屈从于跨越阿尔卑斯山的古罗马教廷，他们的良心早就意大利化了。
意大利人在模仿他们复兴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时，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他们首先模仿的是古代的外在东西，比如雕塑、壁画，以及西塞罗的修辞和格律，以便能逐渐用古代的精神充实自己吗？刚好相反，那些辉煌范本吸引的首先是他们的心。这种新的异教信仰使整个社会改而信仰业已死亡的一种宗教，首先是学者改信，接着是艺术家改信（这个顺序可以颠倒）。一种陌生的宗教——无论其生死——由于难以抗拒的使徒传道而使人着迷时，它首先是让人相信，然后才是让人践行。宗教的传播不是从木乃伊开始的。木乃伊不会使人产生德行和信仰。起初，新的教徒得到的印象是宗教的灵魂，这个灵魂独立于外在的形式。过了很久之后，虽然宗教仍然存留在风俗之中，但是它已经失去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只有到这个时候，崇拜中的形式主义才成为空洞无物、毫无意义的东西。于是，文艺复兴初期的新教徒仍然保留着封建的风俗和基督教的风俗，但是他的信仰已经是异教徒的信仰了。他过分追求感官享受、过分追求光荣的激情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在道德上和礼仪上成为异教徒，先在道德上改变，后在礼仪上改变。再往前追溯到5世纪和6世纪的原始人，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情况，比如克洛维[7]或希尔佩里克[8]就是这样的。他们迫使自己屈服于古罗马的风俗，佩带古罗马执政官的徽章。不过在这种笨拙、肤浅的拉丁化之前，他们在改宗基督教的过程中业已完成了深刻的拉丁化，因为到那个时候，使他们痴迷的古罗马文明只剩下基督教了。
假定两个不同宗教的民族接触，比如异教徒与基督徒、基督徒与穆斯林、佛教徒与儒家弟子等接触。双方借用一些新的仪式来阐述自己独特的教义。在继续实行古老的仪式时，他们借用的新教义又或多或少与原来的教义产生矛盾。现在要问，仪式是否比教义传播得快一些？旧仪式存留于新宗教的事实说明，教义的传播更慢。同样，两个民族可能互相借用思想和语言形式，但是他们首先借用的肯定是思想，然后才借用语言形式。如果他们借用彼此的法律程序和仪式，又借用彼此的司法原理，司法原理的交换肯定要比法律程序和仪式快得多。因此，古罗马、英格兰、法国等各国的法律被改革之后，法律的形式还是被长期保留下来了。
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模仿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民族身上，也可以在同一个民族内部从一个阶级传播到另一个阶级身上。假定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接触，又不受其制约时，他们起初模仿的是另一个阶级的口音、服饰、家具和建筑，最后才接受这个民族的原则和信仰——我们见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这个假设把事物普遍而必然的顺序弄颠倒了。实际上，模仿从内向外传播的顺序有一个最有力的佐证：在阶级关系里，嫉妒绝不会走在服从和信赖的前面；相反，它总是前一种服从和信赖状态的标记和结果。对古罗马贵族、古希腊贵族、法国旧王朝贵族的盲目而顺从的忠诚，总是走在嫉妒的前面。所谓嫉妒就是从外在行为上模仿的欲望，这种欲望是贵族激发的。嫉妒是社会变革的症候。社会变革缩短阶级之间的距离，减少阶级资源的不平等，这不仅使各阶级的思想和目的传播开来，而且使同一宗教信仰里的人共享爱国情怀或宗教感情，使他们享受的奢侈品和福利也传播开来。在这里，服从是原因，它产生了嫉妒，嫉妒是它的结果。因此，中世纪意大利城市里历史悠久的贵族或中产阶级的教皇党掌握政权之后，他们使用权力的风格就证明了他们以前所受的制约，也是其继续。这是因为他们制定的压迫性法律，本来是用来反抗世袭贵族的，可是这样的法律又受到模仿古代贵族需要的驱动。
可以说，服从与信赖、对公认优势者的主观模仿是受忠诚促进的，也是受钦佩促进的。同样，对受到质疑或怀疑的优势者的客观的模仿，是出于嫉妒心的蔑视。显而易见，人们对旧主人的态度是从爱走向隐隐的嫉妒，从钦佩走向公开的蔑视的。反过来，他们对旧主人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从嫉妒回到爱，从蔑视回到钦佩。为了满足自己持久的爱和钦佩的需求，他们就必须不时地为自己培养新的偶像，然后在稍后的时间里粉碎这些偶像。[9]
有人说人们只受到恐惧的控制，那实在是大错特错。刚好相反，一切证据显示：一切伟大文明之初，或者说一切宗教体制或政治体制，包括现代的宗教体制或政治体制，都付出了现代人不太了解的爱，都有现代人未能满足的那种爱。这个事实可以用来解释一切。如果没有这个事实，一切都无法解释。倘若斯宾塞大肆渲染的王-神不是既令人恐惧又受到爱戴，他立即就会被臣民杀害。如果回到社会的摇篮期去考察，我们是否应该相信，远古的家长、最早的王-神对自己的子女和奴隶享有绝对的权威，以至于使他们感到恐惧呢？即使他的奴隶不爱他，至少他的子女是爱他的。也许他们对他的爱超过了他对他们的爱。这是因为在这里和在其他方面一样，单边的东西似乎走在双向的东西之前。古代文献使我们认为，古代父亲的慈爱赶不上现代父亲的慈爱。我说的不是母爱，因为母爱的动因主要是生命力的爱，而不是社会性的爱。正是这个原因使母爱比较深厚而持久。现在看来，子女的爱一开始就是没有得到满足的单向的情感。我们可以把原始的家长描绘成集国王、法官、祭司和教师于一身的人。他就像一个小小的路易十四，他没有认识到，他的臣民也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一定的权利；他完全是自私自利的，只想得到臣民的崇拜。他看到了自己的光辉，他承认有责任保护臣民。反过来，臣民对他感激涕零，仿佛享受到了他赏赐的恩惠。于是，他就被神化了。家族的崇拜、香火的延续是城邦的基础，也是文明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