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写作被发明出来，故事就变得更加多样化，而且流传也更为广泛。即使如此，它们还是在塑造英雄和强化道德观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证明这一点，让我们举一个看似不太可能的例子：犯罪小说。谋杀以及其他犯罪形式总是出现在从圣经到莎士比亚作品的各种故事中，虽然在现代犯罪故事里它们已呈现出新的惯例，大多建立在工业社会骗局的基础之上。你也许会觉得人类对谋杀的迷恋只会助长蓄意的伤害，而不是促进和平合作，但是犯罪故事就像古老的史诗，本质上其实是道德故事，因为犯罪者总能被逮捕并受到应得的惩罚。如我们所知，犯罪小说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化中的一种现象，在很多方面颇具特色，尤其是对英语语言的运用，但是它们所表达的主题都具有普遍性。
现代犯罪故事与关于谋杀暴行的古老传说的区别或许就在于以英雄形象出现的侦探。直到19世纪中期，侦探故事这一颇受欢迎的文学体裁才出现，代表作家有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和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等。侦探英雄的范例是阿瑟·柯南·道尔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在追捕卑鄙的莫里亚蒂的时候他是道德的守护者，同时他也是智力超群的怪才，凭借着非凡的观察力和演绎推理能力屡破要案。
他甚至是心怀抱负的科学家们的榜样——抓捕罪犯就好像找到了希格斯玻色子 [15] （尽管开销小得多）。当然，福尔摩斯并不真的存在于柯南·道尔想象之外的真实世界，可是因为备受大众喜爱，所以早已被广泛地认作是确有其人，如果不是神的话。当柯南·道尔在1893年出版的《最后一案》中将他杀死时遭遇了巨大的公众压力，最终不得不在1903年发表的《空屋》中让其复活。
夏洛克·福尔摩斯用全然不同的、通常是异乎寻常的特性来建立虚构侦探的惯例，吸引我们进入他们的意识，以此开阔我们原本的眼界。约翰·巴肯的《三十九级台阶》和其他间谍故事的主人公理查德·汉内，可能是英国公立学校价值观的原型，坚毅的上唇，无所畏惧——或者至少习惯于不表露恐惧。类似的惯例是赫尔曼·西里尔·迈克尔的小说《名媛双胞案》，以及伊恩·弗莱明的詹姆斯·邦德，一个不断在流行电影中制造暴力行为与混乱状态的家伙。但是可能广大读者对极端爱国主义的英雄人物已心生厌烦，而虚构的侦探人物往往更加温和，人格面貌还常常有些古怪。多萝西·塞耶斯的小说记述了英国贵族的原型，拥有超长名字的彼得·迪阿斯·布雷登·温姆赛勋爵。阿加莎·克里斯蒂创造了挑剔的比利时人赫尔克里·波洛，当她厌烦他的时候便引进了一位上了年纪的未婚女性，这位简·马普尔小姐似乎可以边打毛线边发现一些揭露真相的重要线索。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塑造的牧师侦探布朗神父似乎再次风靡于我们的电视机屏幕上。最近的例子是亨宁·曼凯尔刻画的性情孤僻的库尔特·维兰德，伊恩·兰金描绘的放浪形骸的约翰·卢布思，还有萨拉·帕瑞特斯基笔下意志坚强的女侦探V.I.华沙斯基。不得不说的是，现实中的侦探其实要平凡乏味得多，至少从他们偶尔在电视上露面时的姿态或者在现实中的嫌犯在起居室集合前（这真的会发生吗）他们的状态来判断，是这样的。
进入了虚构侦探的意识，我们便能够去往通常无法进入的地方，接触到平时无法触及的社会元素。苏格兰犯罪小说作家伊恩·兰金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说道：
侦探拥有完美的人格，是看待整个社会全貌的一种完美的方式。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其他的身份可以让你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侦探可以带你）出入银行，接触政客、CEO、企业家，当然也包括一无所有的人、被剥夺权利的人、失业者、吸毒者以及性工作者。 [16]
犯罪小说实际上是“引导性精神漫游”的一种训练，将我们送往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进入不同人的意识。
犯罪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让我们对可能发生的危险事件保持警惕（但其实我们并不希望这样），并奉上遭遇同样状况时他们可能采取的应对方案，让我们以更充分备战的状态去解决问题。然而犯罪小说也有其阴暗面。它将导致受害人被害的原因公之于众，也许可以帮助读者逃脱现实中的谋杀，但是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小说是受现实的指引。1994年由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执导的电影《罪孽天使》（Heavenly Creatures）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该片讲述了两名新西兰女学生谋杀了其中一人的母亲的故事。当然，故事的结局是二人被捕入狱，其中之一以安·佩里（Anne Perry）的笔名开始写作，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犯罪小说作家。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