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交流叙述学视角，虽然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规划历史交流叙述的层次问题，可以在历史材料和材料的组合方式两个方面审视叙述选择与叙述逻辑对于意义生成的作用，但这一切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史家严肃、客观的治史态度，就是中国传统的“良史”。也就是说，史家符号化的历史叙述文本无论采取何种材料组合方式，其材料必须是真实的。这是不同的接受者在“文本-接受”的交流中获取真正的历史资料的保证。但是，笔者必须指出，有时候无法完全判断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文本的真实性。清晰的层次性划分无法为虚假的历史叙述设定标准。此时，多重证据法就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比如考古发现、甚至民间历史等。在“历史文本-接受者”的交流关系中，进入接受者视野的不光是符号化的历史文本本身，还有围绕文本的各种资料，也就是说，接受者的“二次叙述化”带来的“接受者文本”，其意义蕴含要大于历史文本自身:历史永远是考验史家和接受者智慧的根本标尺。
站在“写-读”的层次上看，历史写作已经从神坛走向民间，历史的民间书写也逐渐从古代的稗官野史走出来，进入公众领域。以交流为视角，以历史的叙述性文本为研究对象，或者以叙述作为历史的研究方式都将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研究模式，必将获得更多相关领域学者的关注。对于历史文本来说，叙述化可以使历史以更加易于接受的姿态进入流通领域，历史知识可以以通识性的经验方式为大众接受。这是历史参与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同时，把历史叙述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为其探索更加适宜的表达方式，而不是一味反对历史的叙述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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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人文杂志》2017年第7期
编辑︱刘思薇
视觉︱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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