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述作为人类经验的建构方式之一，遵循人类经验积累的“梭式循环”原则，任何个体都会在“人-人”“人-文本”的交流中将个体经验和公共经验进行相互转化，并将个体经验和群体经验融入新的交流创作之中。[15]历史叙述的选择性和逻辑性正是人类经验在历史领域的梭式循环与交流。历史叙述文本进入流通领域之后，面对情况各异的接受者，其交流是多层次的。交流叙述学的研究对象是所有叙述类型中交流叙述的内在运行机制，考察历史叙述文本的交流层次，必然从历史叙述文本的自身层次开始。
历史叙述的普适性特性，及其穿透文化屏障的能力，使其具有面向大众的交流品质。换句话说，正是历史对公众交流参与的渴望，使其采用叙述的方式述说历史。历史要想成为一种大众化知识，以叙述的方式参与大众文化交流无疑是一种最为便捷的方式。事实上，史家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已经建构了一种经验视野，在与读者分享历史的同时，更多的是提供经验视野，如中国古代历史，更多被历代统治者作为镜鉴对象。这里存在一个基本的认知，即历史是作为一种公共知识存在，而经验更具个人色彩。也就是说，以历史叙述文本为中介的“写-读”交流，从来是主观与客观的融合、公共知识与私人经验的交换。没有这个基础，交流就很难发生，就会进入尤里·洛特曼在假定交流的概念时出现的悖论:“如果两类个体迥异，那么二者之间就不可能存在着任何有意义的交流;如果两类个体绝似，也不可能存在交流(事实上，也是可能的，但是可能无话可说)。”[16]换句话说，如果历史叙述都是一些公共知识，那么交流就没有价值;如果交流双方没有共同经验背景，交流同样不可能发生。
如上所述，历史在符号化过程中同步进行的选择与组合，使得历史叙述的交流分别在材料和如何组织材料两个层面展开。交流发生在不同层面，实际上是历史叙述文本面对的是不同的接受者。对于大多数接受者来说，他们关注的是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而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在关注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的同时，对于历史叙述文本的建构方式同样投入热情。
“故事”与“话语”是叙述学的基本概念，叙述学界对此的提法很多，语出多门，混乱不堪。赵毅衡在《广义叙述学》中提出“底本与述本”，厘清学界混乱的表述方式而统一于“底本与述本”的清晰表述，并从双轴关系的角度建构了底本与述本的关系，提出的“三层次论”:底本1:材料集合;底本2:再现方式集合;述本。[17]这等于把经典叙述学以“故事”和“话语”划分叙述层次的文本封闭性打破了，底本概念的引入使文本层次具有了历史内涵，这对于民间故事、历史累积型文本，以及叙述经验的累积与传承等在述本中的表现方式等均具有意义。按照赵毅衡底本与述本理论，材料选择发生在底本1，组合方式选择发生在底本2，因此，交流也同样发生在这两个层面。“但历史无法重现，由历史构成的叙述底本就成了一种理想状态。无论多完美的叙述都只能是一种述本，可以无限接近底本却永远无法到达。”[18]对于多数人来说，大家更关注底本1、2共同参与下的意义生成。而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对二者的分别关注，意味着他们更关心这种选择对意义生成的影响，换句话说，历史学者更关注历史叙述者的叙述原则。
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在论述资本的历史的时候，提出历史1和历史2(History1，History2)概念，[19]所谓历史1，是指宏大历史叙事，是一种宏观的历史进化，是一种历史规律;历史2则是人类的情感、文化特殊性等因素，这是一种个性的、地方性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1是一种共性历史，历史2是一种个性历史。有时候历史2的个性历史可以对历史1进行修正，二者会形成某种互补关系。按照查克拉巴蒂的观点，历史1是历史的一种深层结构，是按照运行于历史表象深层的客观逻辑而形成的大历史，如马克思对“抽象劳动”的历史揭示。历史2是个别历史，是携带个性、地方性、情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等个体因素的历史，是小历史。历史2虽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历史1进行修正和补充，但在某些时候甚至可以颠覆历史1。因为，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再完美的规律追寻也没有自然学科那样精确。
值得关注的是，查克拉巴蒂的观点后来得到发展、演绎，有些地方甚至偏离其原有内涵。根据查克拉巴蒂对马克思“抽象劳动”理论的考察，历史1是一种抽象历史，或者说是规律历史，是历史2显性历史的隐性表达，但在实际的运用中，历史1往往被理解为“历史原貌”或“历史真实”;历史2被理解为表述历史，即进入史家视野并形诸于符号文本的历史。例如，季广茂在《掀起“历史真实”的盖头来》一文中指出，所谓历史1是指历史原貌，历史2指各种历史典籍。他还提出历史3概念，指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20]这里有一个演绎链条:“历史1(历史原貌)-历史2(符号化历史)-历史3(艺术化历史)”，这个链条是一种逐步偏离历史自身的过程。无论是符号化历史还是艺术化历史，都是一种人类经验参与下，选择历史和逻辑化历史的活动，其中不但包含历史的原材料，而且包含这些原材料的组合方式。也就是说，查克拉巴蒂有关历史1的抽象的历史规律的原意被“历史原貌”的“事实历史”所取代，历史2显在的、个别的历史表象被符号化的文本历史所替代。而季广茂的历史3又增加了艺术化历史(或者叫演绎历史)，这无疑把查氏的观点进行了推进，并引入文学艺术领域。这些提法与赵毅衡先生的底本1、底本2和述本异曲同工。也就是说，被演绎之后的查氏的历史1，即历史原貌，在赵毅衡这里是底本1，即材料集合;历史2，即符号化历史文本，在赵毅衡这里是述本，即经过选择和逻辑化表述的符号文本;而历史2中所选择的历史表述方式则是赵毅衡底本2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所谓历史1、历史2也没有完全清晰呈现材料和材料的组合方式之间的区分。因此，站在交流叙述学角度看，接受者也无法做出清晰的判断。
如果站在文本构成的角度来看，无疑赵毅衡先生的观点更为清晰，因为底本1、2的区分，实际上从形式层面规划了叙述文本在交流中的不同维面。当然，历史不是一种形式，更不是形式游戏，底本和述本的提出是提醒接受者，无论史家采取何种方式经验历史，只要述本建立在底本1(历史1)的基础上，都无法阻止他获取真实。但应当指出，这种真实更多的是一种符号化真实，因为任何被文字符号归化的历史文本都无法代替历史本身，任何历史符号文本都是历史不在场的符号化替代。
因此，从交流叙述视角来看历史叙述，可以看出历史叙述在接受层面的分野。不同的接受者可以在历史叙述中找到各自的关切点。对于一般大众而言，他们了解历史，主要从历史材料方面，即底本1，他们关心的是历史故事带给他们的愉悦。如果再上升一个层次，史家的叙述观念会对接受者产生影响，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故事中的很多过去的经验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而历史学者更关注叙述方式对历史表达的影响，一些反对历史叙述化的学者就是因为担心叙述会减弱历史的真实底色。所谓各取所需，说的就是交流层次带来的接受层次问题。
历史的交流叙述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接受者的“二次叙述”，赵毅衡认为，“只有叙述化，只有叙述文本，而没有接受者的二次叙述化，文本就没有完成叙述传达过程，任何文本必须经过二次叙述化，才能最后成为叙述文本。这个过程并不只是理解叙述文本，也并不只是回顾情节，而是追溯出情节的意义。”[21]接受者对于历史叙述文本的“二次叙述”包含一种经验转化问题，即接受者把文本经验转化为自己的经验。为了更为清楚的理解，下面就历史叙述中的交流层次进行论述:
其一，交流建立在底本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交流双方各自以底本为基础进行交流，并形成各自的述本。建立在底本基础上的交流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建立在底本1基础上的交流，即交流双方面对的是一种“材料集合”，交流的重点是哪些材料可以进入叙述文本的组合之中，哪些必须排除在外，不同史家取舍不同往往产生不同的历史文本，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二是建立在底本2基础上的交流，即对于“材料集合”没有异议，但对于这些材料的“再现方式”、对于如何组织这些材料并形成叙述文本持不同立场。面对同一场战争，交战双方的历史表述是不同的，这种建立在不同表述的历史底本，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化叙述，叙述背后的权力关系决定了叙述的主题走向和材料取舍。作为接受者，获得历史事实需要进行“主题剥离”，甄别真伪，或者把先入为主的主题与历史的真实底本进行分离，这的确考验接受者的智慧。但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是历史教科书问题，由于甄别能力局限，学生更容易受到欺骗。日本历史教科书对二战事实的遮蔽与对侵略的美化严重影响了日本青年一代的历史观。显然，建立在底本基础上的交流需要接受者的智慧，甚至勇气，以及自身心智的成长水平，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在历史叙述面前保持洞穿底色的认知能力。
其二，交流建立在述本基础上。就是说，叙述文本已经成型，交流以此为基础布局各自的角色、位置。但即使如此，也会出现各种情况，比如一些历史著作，叙述文本已经成型，接受者在两个层面的交流中，即在“文本-接受者”“作者-接受者”的文本内外交流中，接受者的“二度文本化”所依据的底本材料也许要大于这种成型文本，因为，能够进入接受者视野的材料，要比叙述文本多，还包括各种与这种成型叙述文本不相关的因素。当然，过度对不相关材料的引述会影响交流叙述的效果，但在具体的交流叙述中，这些都应当被考虑在内。尤其对于那些严肃的、具有现实述行效果的交流，更应当考虑各种因素对接受者“二度文本化”建构的影响。或者，应当排除不相关因素，建构具有“相关性”的二度叙述文本，使交流效果不致被不相关因素影响。
理论上讲，虽然上述交流层次的区分较为清晰，但现实状况是，在实际的交流叙述中，对于原始材料(底本1、历史1)、材料如何组合(底本2)和建构完成的叙述文本(述本)，交流层次并不那么明显，是混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当交流双方都面对原始材料的时候，实际上也同时面对材料的组合方式。当接受者面对已经完成的叙述文本的时候，叙述文本自身的材料集合、文本的组织方式，以及文本附带的许多东西都会进入接受者视野。任何交流叙述最后都会归结于“如何”建构叙述文本，无论是作者的“一次叙述文本”还是接受者的“二度叙述文本”(即接受者文本)。叙述文本的建构是形成意义的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