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历史有两种基本的方式:实物方式和符号化方式。历史叙述就是一种用语言符号保存历史的方式。而符号表意最基础的方式就是选择，并且其排列遵循一定的逻辑。符号化作为历史的一种存在方式，从原始人在岩壁上刻画第一个符号开始，就已经进入一种选择性阶段，符号表意的最基础的品质就是选择性。雅各布森的符号双轴关系，[9]同样适用于历史叙述，当人们在语言符号的纵轴，即选择轴，对原始语言材料进行选择，这一过程本身已经逃脱“纯客观”的桎梏，而进入自由表达领域，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符号化处理必然经过这个选择阶段，“文本的历史性”内涵即在此。同时，与选择同步进行的是材料组合，所有组合都要遵循一定的逻辑，时间、空间、经验、观念等等均可成为逻辑起点。但不同的逻辑起点对意义的建构影响力不同，比如时间逻辑，其表意能力要远逊于以经验或观念为逻辑的历史叙述。因此，叙述选择与叙述逻辑紧密相关，并影响历史的建构方式。历史叙述，正是以意义传达的最佳方式为目的来选择材料和组织经验的。因此，历史叙述在从历史神坛上走下来，回归一种大众化叙述的时候，其实已经还原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即一种原始人在洞壁画下自己生活场景符号的那种表意自由。历史从来是一种述说方式，是以真实为底色的表意方式。
正因为历史叙述的选择性必须遵循一定的逻辑，就有许多历史学者反对用叙述的方式写作历史，他们认为，这种来自历史学家主观化的逻辑会对历史真实带来损害。金圣叹曾说“某常道《水浒》胜《史记》，人们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10]这里，所谓司马迁写《史记》是“吃苦事”就是因为用叙述的方式写作历史会受历史事实所限，不能任性而为。这里并非是历史学家曲解历史以适应叙述，而是叙述戴上事实的脚镣舞蹈，自然不能为所欲为。
海登·怀特曾谈到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问题。历史追求客观，但历史叙述作为一种记录方式却带有强烈的个人性或者目的性，再客观的叙述也没有历史事实本身客观。历史是人类理解过去的一种方式，我们总是试图将时间、事件赋予一定的意义，并以此作为建构我们经验的途径。因此，对材料的取舍、对建构方式的取舍直接服务于我们的目的。“鉴于语言提供了多种多样建构对象并将对象定型成某种想象或概念的方式，史学家便可以在诸种比喻形态中进行选择，用它们将一系列事件情节化以显示其不同的意义。”历史的情节化是近年来历史研究的重要范式转换，“近来的‘回归叙事’表明，史学家们承认需要一种更多是‘文学性’的写作来对历史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学处理”，“这意味着回归到隐喻、修辞和情节化，以之取代字面上的、概念化的和论证的规则，而充当一种恰当的史学话语的成分”，“相信某个实体曾经存在过是一回事，而将它构成一种特定类型的知识的对象是另一回事。”[11]由此看来，对历史“回归叙事”是一种选择结果，是构筑历史知识的一种方法，这并不代表不尊重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事实是一方面，而如何讲述历史事实则是另一方面。这关系到对历史存在与经验存在的认识问题，前者是一种客观的、无法改变的“曾经存在过”的事实，而后者则是构建知识经验的一种方法。就如当今电视台天气预报那样，对于毫无情感内涵的自然现象如何进行感性讲述，的确是一个方式问题，因为，无论如何讲述，比如拟人化、情节化，都必须以天气的事实状况作为不可回避的播报目的。当然，历史不是自然现象，但选择性是相同的。
叙述之所以成为表述历史的一种方法，关键在于叙述是人类建构经验的最基本方式，“叙事是我们基本的认知工具;是人类经验的基本组织原则;是我们表征和重构现实世界的重要手段。我们以叙事的形式在记忆中存储具体的经验信息，并通过它来过滤、配置、理解新的感知经验。”[12]选择以叙述的方式记录人类历史和对历史的思考，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叙事是一种图式，人类通过这种图式赋予他们的时间经验和个人行动以意义。”[13]中国古代史书以叙述的方式编撰历史自《春秋》开始已成传统，且撰史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历史经验总结性质。当初司马迁在回答上大夫壶遂“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的时候，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14]司马光编撰编年史，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镜鉴意味明显，所以，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选择与逻辑编排，是史家总结历史经验的一种方式，也是中国古代史家的基本撰史方式。
因此，历史叙述的选择性与逻辑性是对叙述的必然要求，但选择必须有据，逻辑必须合理。这就可以理解，史家比文学家的辛苦之处在于他叙述的不自由。虽然如此，选择的标准、逻辑的背景观念等都会成为“文本历史性”的痕迹:任何历史学家都无法逃脱时代带给他的经验局限，都无法超越时代。但历史中永远有一种恒定的标准，如史公“良史”成为历代史家遵循的核心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