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如何在不同文化之间获得通行密码?这是历史如何参与文化传播的重要问题。叙述无疑是一种最理想的方式。正如海登·怀特所言，“叙述远非某种文化用来为经验赋予意义的诸多代码中的一种，它是一种元代码，一种人类普遍性，在此基础上有关共享实在之本质的跨文化信息能够得以传递。”[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叙述与人类经验的建构方式具有同构性，人们总是在某种时空序列中追寻事件的意义，历史叙述为这种意义建构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方法。利奥塔将人类的知识分为科学性知识和叙述性知识，“科学知识并不是全部的知识，它曾经是多余的，它总是处在与另一种知识的竞争和冲突中。......我们把后一种知识称为叙述性知识。”[4]利奥塔认为，在传统知识的表达中，叙述形式是主导，人们用叙述的方式记录、传达各种各样的知识，“叙述是这种知识最完美的形式。”[5]叙述的作用在于，可以规定能力标准，可以用这些标准评价社会实现或可能实现的性能。古代历史的叙述性表达就有这种功能。
《周礼》中有记载:“职丧，掌诸侯之丧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丧，以国之丧礼莅其禁令，序其事。”这里虽然是对诸侯等丧葬的一种葬礼规制，所谓“序其事”就是按照一定的顺序行事之意。如果按照这种顺序记录整个丧葬过程，就叫做叙述。可见，叙述既是一种时间安排，又是一种制度安排。《国语·晋语三》中记载晋国大夫郭偃论述重耳返国复位的预言，提到“纪言以叙之”，就是用言语叙述之意。司马迁做《史记》的目的是“述往事，思来者”，开创纪传体例。可见，叙述作为一种知识、经验的建构方式与人类的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班固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6]自然时间的不可逆给人类生存重要的经验，就是以时间方向安排各种事物，在时间流程中呈现人类活动及其带来的各种变化，这正是叙述的基本思想。但是，有时候人类的各种行为方式并不一定带来预期结果，反思就成为另一种叙述使命。
叙述与人类生活的同构性不言而喻。人类早已习惯了对生活(小到家庭琐事，大到国家大事)进行精细的安排，尤其是一些国家行为更是纳入从计划、实施再到结果的整个时间规划过程。在社会生活中从来不乏时间与因果逻辑，春种、夏作、秋收、冬藏，中国农历的24节气不是一个简单时间列表，更重要的是包含整个农业文明对基本农事行为的时间、因果安排。我们如何保存过去的经验，或者如何讲述过去的经验，一直是历史学科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之一。“时间变成人的时间，取决于时间通过叙述形式表达的程度，而叙述形式变成时间经验时，才取得其全部意义。”[7]历史叙述作为人类对自身行为的一种保存性、反思性的经验构筑方式，也是建构经验知识的重要方式之一。正因为叙述的普适性品质，使历史叙述成为不同文化间交流既往经验的一种方式。人们总想从过去的事件中读出意义。“事件不仅必须被记录在其最初发生的编年框架内，还必须被叙述，也就是说，要被展现得像有一个结构，有一种意义顺序，这些都是仅仅作为一个序列的事件所没有的”。[8]
正因为叙述与人类生活的这种密切关系，把历史赋予故事的形式就显得自然而然，故事性就获得文化之间的通行密码。人类的远古记忆无一不是用故事传说的形式保存的，如对大洪水的记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绝非是一种虚构，虽然它并不精确到某时某刻，或者精确为某个人(这与远古的记录条件有关)，但是其真实性不容置疑。叙述作为一种经验保存方式，有口头、书面，当今还有数字化等形式。文字出现之前的古代，口耳相传是一种基本的保存方式，而且至今依然是不容忽视的方式。
正因为历史叙述可以保存记忆，保存经验，并可为经验制定标准，可为行为提供可借鉴的知识，因此，史官在古代的地位一直很高，而且历代统治者对修史都很重视。但历史研究在历经统治者垄断后，在现代、后现代语境中，历史话语逐渐多元，历史研究不再是一种垄断行业，历史逐渐从圣坛走下来，融入大众化生活。这是历史的一种常态化回归，那种远古口传记忆历史的方式，那种对过去经验的讲述从此获得了合法身份:历史从来不是一种垄断行业，各个历史时期的民间讲述也从来没有间断过。一些历史类节目叙说历史的出版物成为畅销书，如“百家讲坛”《明朝那些事》(“某朝那些事”系列)、《一口气读懂明清史》《这个历史挺靠谱》等等。笔者认为，这并非是坏事，中国老百姓爱讲历史故事，民间历史人物的故事常常成为老百姓的谈资。所谓千秋功过任人评说，无非是历史演变成人们述说的各种经验，成为他们镜鉴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