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暇步士的时尚潮，还是病毒的流行湖，都是流行三法則——个别人物法則、附着力因素法則和环境威力法則作用的结果。
巴尔的摩的流行病毒
20世纪90年代中期，巴尔的摩市被梅毒袭击。1995-1996年的一年时间内，新生儿携带病毒的人数就增加了500%。巴尔的摩市的梅毒发病率曲线图显示，多年来该曲线一直保持水平，但到了1995年，曲线几乎呈直线上升。
巴尔的摩市的梅毒发病率因何被引爆？
疾病控制中心认为,问题出在速效可卡因（快克古柯碱）上。速效可卡因会大大增加高风险性行为，而高风险性行为则会导致艾滋病和梅毒的传播速度加快。速效可卡因的诱惑让许多人到贫民区购买毒品，这一做法增加了他们把病毒携带回家传染给家人和邻居的可能性。速效可卡因改变了邻里之间的社交模式。疾控中心说，速效可卡因正是梅毒大行其道的推动力。
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性病传播的专家约翰-詹尼曼则认为原因在于该市贫民窟糟糕的医疗服务。詹尼曼说：“1990年到1991年，到全市传染病诊所就医的人数为36000人次。随后，由于预算问题，该市决定缩小性病诊所的规模。临床医生的人数从17人减少到10人，内科医生本来有3位，现在实际数目为零，就医病人则减少到了21000人次。到发病地进行外勤服务的工作人员也相应减少。许多人玩弄权术，应该做的事情都被搁置，比如计算机要升级。这是城市官僚机构管理失灵的一个最严重案例。药品都快被人们用光了。”
换句话说，当巴尔的摩性病诊所的就医人数在36000人次时，梅毒的流行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按照詹尼曼的说法，当就医人次在36000-21000人之间的某一数字时，这种病就爆发了。它从城内开始蔓延，通过街道和髙速公路传播到城市的其他部分。突然之间，那些可能已被感染上一周但是还没有接受治疗的人在被治愈之前，有两周、三周甚至四周的时间四处传播病毒。糟糕的医疗状况使得梅毒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的问题。
第三种理论由美国流行病学权威约翰-波特雷特提出。他认为，罪魁祸首是这些年的物质条件变化影响了巴尔的縻市的东西市区，梅毒发病中心巴尔的縻商业区两端的东部和西部市区经济严重萧条。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巴尔的摩市大张旗鼓推行一个政策，即炸毁东西市区60年代修建的旧式高层住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工程是拆毁西区的列克星敦叠式大楼和东区的拉斐特宫，而这两栋居住着数以百计家庭的大楼则扮演着犯罪中心和传染病中心的角色。随着拆迁进行，人们从东西市区的旧房中搬走，犯罪和传染病的流行也开始恶化。
“实在是触目惊心，”波特雷特第一次到巴尔的摩东西市区巡视时说，“成排的房屋中，50%都用木板堵得严严实实，有一处的建筑物都已经被破坏掉了。要人们撤离等于加快了人群的流散。多年以来梅毒在巴尔的摩都被控制在这个自我封闭、内部交往的特定地区。但是拆迁工程却要求这些人搬迁到巴尔的摩市的其他地区，因而他们把梅毒连同其他行为一起随身带走。”
有趣的是，这三种解释都没有提到戏剧性变化。疾病控制中心认为速效可卡因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但1995年并不是速效可卡因首次流入巴尔的摩市，它在该市早已存在很多年。疾病控制中心的意思只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速效可卡因问题所带来的后果有所加剧，而这一变化足以促成梅毒的流行。同样，詹尼曼并没有说巴尔的摩市的性病诊所都被关闭了，而只是规模减小，临床医生人数从17人减少到10人。波特雷特也没有说整个巴尔的摩都在进行大迁徙。他只是说，一些拆迁工程和一些住户搬离了主要商业区的住房让梅毒的流行达到顶峰。只需要一些微小变化，流行病原本所处的平静状态就可能会被打破。
第二点更有趣，这些解释都是用不同方式描述流行病的被引爆。疾病控制中心关注的是疾病爆发的大背景——毒品的流入和增长是如何改变一个城市的环境，从而引爆疾病流行的。詹尼曼谈论的是疾病本身。诊所数量减少等于救了梅毒一命。它原本是急性传染病，现在成了慢性传染病；原本仅能延续几天，现在却能逗留好几星期。波特雷特则把注意力集中在携带梅毒病毒的人。在他看来，梅毒的传染源是巴尔的摩市特定的一类人，这些人极度贫困、可能吸毒、性行为频繁。如杲这种人突然从他（她）生活的街区迁移到一个原本不存在梅毒的新街区，这种疾病的流行有可能被引爆。
换句话说，引爆一种流行病不是只有一种途径。流行病爆发需要三个条件，人们传播传染物的行为、传染物本身和传染物发挥作用所需的环境。当一种流行病爆发时，三个条件就失去了平衡。它被引爆，是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让其中一个两个甚至三个条件发生了变化。这三个变化条件我称之为：个别人物(LawoftheFew)法则、附着力因素（StickinessFactor)和环境威力（PowerofContext)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