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们服从警察的指挥是因为警察有使用暴力的特权，那么，为什么警察会服从比尔·克林顿和特伦特·洛特的指挥呢？
要图书馆，不要数字
当我的女儿上一年级的时候，对于成年人观点上的差异，她要远比一般6岁的孩子知道得多。她的老师，不论是那时的，还是现在的，都赞赏她那种利用图书馆的好习惯；凯莱很早就知道她的父亲不喜欢图书馆，并不认为任何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就是一本值得拥有、值得认同的书。她的老师教她辨认星座，但是星星的位置仅仅是一种现实存在，凯莱知道，按照她父亲的观点，最无趣的事情，就是面对一个现实存在，你却无法用理论去阐明。我的用意是想唤起她对某些细微差异的注意，并且帮助她避免陷入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即认为某个大人的理论是坚不可摧的，而且她必须掌握这种理论。
在当今社会，有两件事神圣不可侵犯：环保主义和反毒品战争。而我们的教师在这两件事上很容易上当受骗，进而影响我们的孩子。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或者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对权威的不敬，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一种最好的自我保护工具，使他们免受那些教师的影响。反毒品宣传从小学教育早期就开始了，而环保宣传开始得更早。在凯莱只有4岁的时候，就已经受到了一个幼儿园老师的简单的影响，她是个狂热的环保主义者。这个老师反复地给这些孩子灌输这样的口号——“享受特权的同时，应该承担义务”，或者是一些精心编制的话语——“因为我们拥有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权利，所以我们就有义务去保护她。”
这样一来，《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的观念——在这个星球上，生命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在教室里，被一种《互存宣言》（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取代了，而且被认为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论断，即我们的权利是受到许多相互之间承担的义务的限制的（或者说，取决于你的种类，是一种所有生物之间的义务，无论大小；或者说是一种宇宙万物之间的义务），权利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权利，而仅仅是特权，是可以被环保主义者的上帝随意给予或者剥夺的。那么，什么样的高级教士可以给我们启示，告诉我们那些上帝的意志呢？当然，是那些教师。
这些环保主义的狂热崇拜者要求孩子们放弃所有关于权利和义务的本质的独立思考，而去盲从于他们老师的价值判断。
对于一个教师而言，以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方式来谈论环境问题很简单。而这正是灌输一种关键思想的诱饵。例如，我相信我的孩子已经够大了，可以理智地思考一些问题了，如在她刷牙时，是否该开着水龙头。当她让水流入下水道后，别人就不能用这些水了。而用水的价值，用水价就可以很好地度量出来。凯莱现在9岁了，只要借助一些诱导性的提问，她就可以估算出刷一次牙要用多少水、这些水的价值，以及这个价值是否足够来平衡把水龙头拧来拧去所费的工夫。这是一种很好的练习，练习预算和计算。这也是一种让她发现市场的真正奇迹的好办法。只要凯莱关心她自己家的水费账单，她就会“自动”计算他人的利益，别人也许需要用这些水。
但是凯莱的老师不想让她对这些问题进行清晰的思考，也许是害怕清晰地思考会成为一种习惯，而习惯进行清晰思考的人是不愿意做一个盲从者的。相反，那些老师高高在上地宣称，因为水对别人来说是宝贵的，因此我们就应该格外地节约使用。对一个好奇的孩子来说，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哪种宝贵资源我们有义务去格外地节约？如果一个孩子的好奇心很强，观察力敏锐，他就会很快意识到，老师想要的答案并不是“所有的宝贵资源”。例如，老师们就很少提到“因为住房供应对许多人来说非常宝贵，那么我们就应该少建一些学校”，他们更不会提“因为在产业界熟练工人非常宝贵，因此我们应该减少教师的数量”。
那么，行事的模式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通用规则强迫我们去保护水资源而不去保护我们投入教育领域的资源呢？事实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行事的模式，而那些通用规则其实也很简单：只有老师可以告诉你什么资源应该得到保护。因此，所有的一切就不是关于刷牙和水的问题，而是关于权威的问题。
老师所教的这些东西会被一遍遍地重复、加强。他们教我的女儿把她的纸杯洗干净，重新利用，这样，她就不会浪费纸张了。但是从来没人教她把那些纸杯扔掉，这样她就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了。是谁决定了做纸杯的纸比她的时间和精力更珍贵呢？她的老师。根据是什么呢？除了老师是永远正确的之外，什么根据也没有。
我希望老师们可以这样处理水杯这个问题：给每个学生一小笔现金（或者游戏币），用来在这一学年中买纸杯或者其他小玩意儿。把杯子洗干净重新用的学生就会省下更多的钱来买珠子或者弹球。而那些宁愿每天买一个新纸杯的学生就可以提前30秒钟去休息，而此时，他们那些节俭的同学正在排着队洗杯子。
这一制度可以作为一个素材，在课堂上进行一次关于两种策略的生动辩论。孩子们将不得不开始思考关于贸易的问题。最佳的结果是，他们甚至可能发现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即最佳策略是不存在的，因为有的学生更关心弹球，有的学生会更关心娱乐时间，而这些都无可厚非。某种关于如何分配个人有限资源的争执，不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但是，老师们教授的却是完全错误的东西，即只有唯一一种正确的选择，而且这种选择是不能通过任何类似的理由、推理得出的。老师们这样做，部分是因为这样可以加强他们自己的权威，部分是因为对于一些不愿意用脑的老师来说，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要比引导学生进行大量的逻辑思考容易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中学生可以正确地告诉你亚马逊雨林正在以多快的速度消失，却绝对没有任何的思维框架，去思考雨林是消失得太快了，还是不够快。对一个老师来说，往往是在黑板上写一个数字（雨林正在以每年多少平方公里的速度消失），然后让学生去记住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不是用某种理论去阐明，这样做当然非常简单。而引导学生去进行一些理智的思考，思考一下那块土地的其他用途，以及如何衡量、比较各种不同用途等这一类难题，对于老师们来说，恐怕就要麻烦得多了。正因为这么做要吃力得多，所以大多数老师就不会去自找麻烦了。
在我的女儿刚上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给她讲了一个故事，是关于19世纪的拓荒者们如何在俄亥俄州砍伐森林、开垦农田的。听完故事后，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难道他们不知道那些树可以制造氧气吗？”我告诉她，人们需要氧气，但同时人们也需要食物。可是这些话没有让她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对她来说，森林天生就比农田重要，两者之间存在某种最佳平衡的概念和她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格格不入！当然，每个9岁的孩子都有一些具有他们自身特点的错误观点，而凯莱也许是她们班唯一一个有这种观点的学生。因此，我不会完全责怪她的老师。但是，凯莱的这种错误观念，的确是在课堂上被经常性地、不适当地强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