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霍雷肖·布里奇曼（FrederickHoratio Bridgman）是维多利亚时期杰出的伦敦公民——他获得王室授权，专为女王生产糖果。他享受的其他特权还包括可以在家中工作。他拥有两台巨型粉碎机和碾磨机，生产出的精致糖果提供给王室，略为次等的卖给普通市民。他与邻居相处得不错，其中包括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伦敦名医屋大维·斯特奇斯（OctaviusSturges）。
1879年，斯特奇斯在他家花园的尽头盖了一间新诊室，正好对着布里奇曼家的厨房。诊室刚建好，他就发现布里奇曼家的机器令环境变得十分嘈杂。有多嘈杂？按照斯特奇斯医生的说法，简直糟透了。每当他用听诊器为病人检查心脏时，根本无法听到对方的心跳声。
只要斯特奇斯开动那两台粉碎机和碾磨机，布里奇曼就没法在诊室工作。最后，布里奇曼提起诉讼，试图令斯特奇斯安静下来。
审理案子的法官在了解情况后认为，他的裁决不仅将影响布里奇曼和斯特奇斯，还将影响整个社区。如果他裁决斯特奇斯胜出，居民将多一间诊所，少一位糖果制造商；但如果他裁决布里奇曼胜出，结果恰恰相反。
然而，法官弄错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能力影响糖果厂和诊所谁能留下。不管他怎么裁决，留下的都是对全体市民更有价值的经营场所。
举个例子：假设布里奇曼认为糖果公司值200美元，斯特奇斯认为诊所值100美元。如果法官做出有利于布里奇曼的裁决，准许他随心所欲开动机器，他一定会十分愉快地继续制造糖果。但如果法官做出有利斯特奇斯的裁决，要求布里奇曼的工厂关门，那么——好吧，或许你认为斯特奇斯真的会让布里奇曼“消音”。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布里奇曼会忧心忡忡地奔向街角，敲响斯特奇斯家的门，提出——比如，付给他150美元，让法官的裁决见鬼去吧，这样他就能继续生产糖果了。不管采取哪种方式，布里奇曼都会继续经营自己的生意。[1]
再举个例子：假设布里奇曼认为糖果公司值100美元，斯特奇斯认为诊所值200美元。如果法官做出有利斯特奇斯的裁决，让布里奇曼的工厂关门，他一定会迫使布里奇曼这么做，自己继续高高兴兴地看病。但如果法官做出有利布里奇曼的裁决，允许他随心所欲制造噪音，斯特奇斯就会提出——比如150美元，让他关掉见鬼的机器——同样，他也可以继续给人看病。
上述两个例子的共同之处在于：无论哪一种方式，法官的裁决都无法影响斯特奇斯行医，或者布里奇曼制造糖果。经济学家很乐意就此做出总结，认为法庭的裁决“无关紧要”。
或许布里奇曼和斯特奇斯不赞成这种措辞。他们认为，裁决十分重要。让法庭站在自己一边，比偷偷塞给别人150美元交换好处有趣多了。因此，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尽管斯特奇斯和布里奇曼认为法官的裁决很重要，却无法对两人起到约束作用。裁决无法改变资源分配，也无法影响该生产什么、停产什么。通常，经济学家更关心资源分配，而不是个体间收入的转移。当我们认为法庭意见“无关紧要”时，其实想表达的是考虑问题的先后顺序。
斯特奇斯与布里奇曼之间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在资源控制上的分歧——也就是斯特奇斯办公室上方萦绕的气氛。斯特奇斯希望营造有利于思考的氛围，但布里奇曼则想将它当作噪音倾销地。法律可以将资源控制权判决给任何一方，而且可以使用各种方式确保判决执行。它可以将权力赋予斯特奇斯，命令布里奇曼的工厂关门。经济学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斯特奇斯受到了空气产权的保护。或者，法官也可以要求布里奇曼对斯特奇斯做出赔偿，弥补他的行医损失。经济学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斯特奇斯受到了责任规则[2]（liability rule）的保护。如果法庭的裁决有利于布里奇曼，也可以使用相同的推导方式。
然而，不管谁控制资源，不管他受到怎样的保护，他一定会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做法，将资源效益发挥到最大，不管使用资源的是他自己还是他的邻居。法庭无法控制企业的获利方式，因此就无法控制资源的使用方式。[3]
经过这样的分析，裁决的重要性一目了然。然而曾经，世界上最卓越的经济学家都对此一筹莫展。第一位深入考察它，但也是第一位将它弄错的经济学家是亚瑟·庇古（ArthurC. Pigou）。近一个世纪前，他在研究经济外部性[4]（economicsof externalitie）时思考了这个问题。（所谓外部性，是指强加在他人身上的成本，比如布里奇曼制造的噪音。）庇古认为，造成污染的人（包括噪音污染者布里奇曼）受到法律制裁后，一定会改变自己的做法。不知怎么回事，几十年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对此信以为真。直到一位名叫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的法律教授出现，才为此正名。
50多年前的一天，当时在弗吉尼亚州教书的科斯要求拜访芝加哥大学。那里是研究法律与经济学关系的世界中心。他试图解释的正是为什么庇古（包括每一位当时健在的经济学家）弄错了。这远比听上去需要胆识。芝加哥经济论坛一向有争吵成风的名声，我就亲身经历过数次。一次，常春藤大学一位知名教授的研究在芝加哥论坛上饱受抨击，以致他最终含泪（真的眼泛泪光）退场。
科斯论坛已经成了经济学家中的传奇。当时，它吸引了绝顶聪明以及你所能想象到的绝不手下留情的观众。乔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在场的四位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得主之一形容，与会的理论家是“毫无疑问的超豪华”阵容，那场辩论是他平生经历过的智力大爆炸。对话开始前，首先进行了一轮投票。亚瑟·庇古获得了20票，罗纳德·科斯只有1票。斯蒂格勒在日后评论道：“如果罗纳德没有投票权，局势将完全一边倒。”
斯蒂格勒继续记录道：“与往常一样，大部分时候都是米尔顿·弗里德曼[5]（Milton Friedman）在发言……我记得，罗纳德并没能说服我们，但面对我们的错误驳斥他又毫不让步。”
“米尔顿先从一个角度攻击他的观点，接着又变换角度攻击。接着，令我们感到万分惊恐的是，米尔顿没能驳倒他，却使他将枪口对准了我们。那天晚间，投票结果发生了改变。罗纳德获得了21票，庇古1票不剩。”很快，整个经济学界都改变了态度。最终，科斯获得了诺贝尔奖，将法律经济学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