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的繁荣。
契丹族和女真族都信奉万物有灵，崇奉以祖先崇拜为主的原始多神教——萨满教。契丹族有着拜日的传统，相信巫术，崇拜自然神灵。女真族和契丹族一样对太阳十分崇拜。
随着和中原王朝的接触，佛教传入契丹人中。辽朝的统治者大肆崇尚佛教。辽圣宗时期，承天太后萧燕燕每年正月斋戒，举行法会，希望获得赐福。辽道宗本人有着很高的佛学修养，能够自己讲经。每年夏季，他都要和在京的僧众和群臣举行法会，并亲自讲经，“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
僧人在辽代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宋人苏颂出使辽国时记载下了这样的景象：“塔庙奚山麓，乘轺偶共登。青松如拱揖，栋宇欲骞腾。夷礼多依佛，居人亦贵僧。纵观无限意，纪述恨无能。”
辽五京地区，现今留存的佛塔向人们诉说着辽代佛教的繁荣。不同样式的佛塔展现出辽代高超的建筑技术，其中多为实心建筑，表达着人们对佛的偏爱和虔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林鹄
辽朝佛教非常兴盛，超过它之前的隋朝、唐朝，比它之后的金朝、元朝，以及同时期的五代、北宋也要兴盛。实际上，最初契丹人没有佛教信仰，反而是被契丹征服的汉人、渤海人，把佛教带到辽朝。所以最开始辽朝统治者支持佛教，主要是出于一种利用宗教信仰来安抚被征服者的心理。但是时间长了，辽朝统治者自己也真的信仰佛教了。有了统治者的支持，佛教在辽朝特别兴盛。
在所有的寺庙中，房山云居寺以数量众多的唐辽石经闻名于世，被誉为“佛教圣地，石经长城”。房山石经是由隋朝高僧静琬大师开创。唐代建云居寺，继续刊刻石经。然而，由于晚唐以来的战乱，不仅石经无法刊刻，就连云居寺也被毁弃。辽圣宗时重修云居寺，发现石室、石经，大为震惊，决定继续刊刻石经，浩大的刻经工程再次启动，此后又经辽兴宗、辽道宗两朝，相继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等六百块经石，与原存《涅槃经》《华严经》，共二千七百三十块经石，合称“四大部经”。如果称一切经为大藏，则此四大部经可称之为小藏，蔚为大观，在中国佛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雕版印刷的发展为大藏经的刊刻提供了可能。山西大同是辽西京所在，其境内的华严寺即是辽金著名的古刹。建筑坐西向东，反映着契丹族“东向拜日”的习俗。现存的大雄宝殿和薄伽教藏殿是辽代的建筑。据碑刻记载，这里曾经收藏了辽的大藏经——《契丹藏》。《契丹藏》是辽兴宗时根据宋《开宝藏》的蜀版刊刻而成，并尽量补充了宋版缺少的内容。辽兴宗时，完成五百九十七帙，辽道宗时继续收罗刊印，蔚为大观。
位于山西朔州应县城西北佛宫寺内的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金明昌六年（1195年）增修完毕，是中国现存最高最古的一座木构塔式建筑。应县木塔总高约六十七米，其塔高五层，加上上面四层的平座暗层，实际上是一座九层重叠式的木框架结构。这么庞大的身躯，却全部用传统的柱梁、斗拱建成。每一层的檐和平座都由斗拱承托，结构非常复杂，而辽代的建筑师却用了五十多种不同的斗拱圆满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称得上“鬼斧神工”，为国之瑰宝。
木塔内发现的辽代《炽盛光佛降九曜星官房宿相》，是目前世界上所能见到的中国古代木刻版印着色立幅中时代最早、幅面最大、刻印最精的作品，代表了辽代版画的高超水平。
佛教文化在金朝得以延续。金朝初年，皇帝和皇后见了佛像都要拜祭。公卿到了寺院后，僧人坐上座。燕京城佛寺林立，大的有三十六座，属于律宗一派。后来中原的禅宗僧人来到燕京，建立了太平、招提、竹林、瑞像四座寺院。
山西应县木塔
残存在今北京西的香山寺遗址依然肃穆。金世宗时将原有的吉安、香山二寺合而为一，章宗时赐名“大永安寺”。另外，因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而闻名的潭柘寺，在金代时被赐名为“大万寿寺”。
金代雕版印刷技术也比较发达。建于东汉建和元年（147年）的广胜寺因为金代刊刻大藏经的出现而名声大噪，轰动一时。金大藏经根据宋代《开宝藏》和官版的佛经刊刻而成。因发现时广胜寺属于山西赵城管辖，所以这七千卷大藏经被称为金《赵城藏》。卷首刊刻着释迦说法的图像，佛像庄重而豪放，画面疏朗，显现出佛界的博大。
不过，整体而言，金朝时期的佛教远远不及辽朝繁荣，也许，金朝统治者汲取了“辽以释废”的历史教训。
金印本《义勇武安王》
佛教对辽金两朝的经济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辽金时期，幽州、蓟州地区的寺院经济比较发达。笃信佛教的善男信女结成社邑向寺院施舍。信徒的施舍和皇帝的赏赐促进了寺院经济的膨胀。一些僧尼利用有利的身份广占田产，利用具有当铺性质的质坊放高利贷，聚敛财富，有些寺院还有奴婢。寺院经济的膨胀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经济的发展。金大定、明昌间大规模放免寺院奴婢，遏制了寺院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