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这样几大阶段。这些学术思想的出现，无不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宋代理学的形成也不外乎如此，也只不过是适应新的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统治所需要的产物。
由于时代的发展，传统儒家经典教条并不能完全满足当时的需要，这就要求对儒家经典加以重新阐释以至于作哲学论证。为了使儒学在哲理上与佛、道相抗衡，理学家们大量吸取佛、道思想的思辨成分，构造出严密的哲学逻辑结构，而同时又注重将佛、道的修行体系引向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其虚昧的出世观念重新回到现实的人世，使哲学的终极关怀从彼岸回到此岸。理学因此具有了广泛的实用性与操作性，不仅被统治者所认同，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而且它也易于深入人心，使人人得以遵照执行，从而也对社会心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浸漫和影响。
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
一、宋代理学兴起的原因
宋代理学作为一种影响广泛而久远的学说与思潮，其兴起、形成乃至确立、发展，自有多种因素的促进作用，而归根到底则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乃至文化型态密切相关，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首先，理学的兴起与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宋代社会的安定，使战乱中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大规模发展。
北宋初年的半个世纪中，耕地面积增加了一倍，农业生产技术与效率不断更新提高。与农业发展相适应，手工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宋代的冶炼、煮盐、制茶、纺织、烧瓷及造船业，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先进的。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科学文化的进步尤其引人注目，不仅像活版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重要的发明出现于宋代，而且宋代的天文、历法及数学也已相当发达。北宋沈括写的《梦溪笔谈》，就是对当时许多自然科学成就加以总结，甚至被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哲学的建构本来就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作为宋代哲学核心的理学，对自然及社会规律的思考乃至理学中《易经》象数学派的形成，正是宋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次，理学的兴起与宋代政治特点密切相关。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十国长期混乱、分裂的政治局面，重新确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但是，长期的分裂和混乱，特别是五代那种毫无信义而言的互相替代方式，无疑使得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遭到极大的摧残和破坏，作为这种道德规范的儒家思想亦随之崩坏无遗，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大一统政治的稳定和巩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加强与政治统治相适应的思想统治，宋统治者一开始就倡导尊儒读经，宋代的儒学复兴亦便由此而逐渐形成。
同时，极力提倡重整伦理纲常、道德名教，也就成为宋代儒学复兴的一个显著特点。如宋学的奠基人物欧阳修在其编修的《新五代史》中，就将“三纲五常之道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当作社会衰败的最主要原因。所以，伦理化特点正是宋学的基本内核，理学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需求中成为了宋学的核心。
最后，理学的兴起与思想史自身进程也密切相关。晚唐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巨大冲击，面对佛、道的挑战，韩愈等人提倡运用儒家的“正义”、“道统”抗衡佛家的“法统”，以此构建儒家的心性学说及修身理论。他们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用儒学取代佛、道的晚唐古文运动于是应运而生。
北宋建立后，构建儒家的心性学说与修身理论成为宋儒孜孜以求的目标。北宋庆历年间实行了以儒家思想为理论依据的改革即“庆历新政”。在“庆历新政”中，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依据儒学精神特别是“儒家六经”的精神在全国办学、讲学。与此同时，他们积极发挥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对抗佛、道二教的出世思想，反对把儒学凝固化、神学化。
在此背景下，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要求对儒家经典进行新的解释，这为儒学的复兴开创了全新局面。在此之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凭借各自对儒学的理解建立了不同的思想体系，他们有许多共同点：首先，确立了以“理”为宇宙万物本质的本体论哲学观，突出强调“理”为万事万物的最高存在；其次，在道德修养方面，重建以儒家心性论为核心的道德形而上学；还有就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被重新定位，即通过主观的努力(主要是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实践)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些都标志着理学真正的产生。
《清明上河图》中宋代的繁荣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