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某一特定类型的男性对女性特别有吸引力，那么他们就有更多的机会获得额外的性接触，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他们更有可能被引诱出轨，因为他们收到的暗示表明他们在交配游戏中拥有强大的力量。前文中提到，身材更对称的男性对女性更有吸引力，并且有更多机会与女性发生性接触，而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或财富无关。事实上，身材更匀称的男性更有可能被那些处于永久关系中的女性选为性伴侣，这表明女性正积极地把目标锁定在他们身上。此外，与身材不对称的男性相比，更匀称的男性在长期关系中的投入更少。
在阿尔伯克基展开的一项研究表明，这可能是一种双向的过程。在实验中，男性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了约会。结果表明，匀称的男性在追求女性的过程中更具侵略性。当被要求向竞争对手解释为什么目标女性更倾向于选择约会对象时，匀称的男性更有可能诋毁和贬低竞争对手。从本质上说，匀称性与可信度成反比，至少在男性中是这样。在我们看到的以美国军校学生为样本的研究中，身高更高的学员在育龄期结束后拥有更多的后代，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妻子的生育能力更强，而是因为他们会更频繁的结婚。
民间智慧告诉我们，你可以通过外表来判断一个人，更明确地说，你永远不应该相信那些不敢直视你眼睛的人。事实证明这是真的：我们可以通过外表来判断一个人的可信度。人类大脑中有一个特定区域（即颞叶顶部的梭状回区），由所谓的“祖母神经元”构成，这些神经元对识别人脸特别敏感。从出生起，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去注意人们的面部，进而获得关于一个人的意图的大量信息。我们对面部表情的处理速度非常快：一般来说，不到40毫秒的面部观察是正确解读一个人的情绪状态的必要条件。
人类面部的重要线索之一是微笑，而微笑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其一是放松的微笑，它的特点是在眼角外形成鱼尾纹；其二是礼貌的微笑，在意识控制之下（不会出现鱼尾纹）。后者又被称为杜氏微笑，相应地，自发的笑容又被称为非杜氏微笑。我们对这两种微笑的回应也是非常不同的，因为第一个暗示了人们开放和慷慨的一面，而第二种是伪装的。我的一个学生证明，在两人面对面的互动中，我们更倾向于在从事涉及分享任务的情况下展现杜氏微笑，而不是在控制任务中。而且，我们对那些展现非杜氏微笑的人更为慷慨。相反，杜式（即礼貌）微笑的频率对我们的慷慨程度毫无影响。在后来的实验中他还证明，我们认为那些展现更多非杜氏微笑的人更慷慨（尽管不一定更有吸引力或更值得信赖）。
即使没有笑容，有些人的面孔也比其他人的更值得信任。在一项实验中，被试被要求玩一种信任游戏，在这种游戏中，他们必须与另一个人分享现金奖励，而在此之前被试要先看显示在电脑屏幕上的另一个人的照片。结果显示，人们对那些看上去更值得信任的人比那些看上去不值得信任的人更慷慨。安吉利基研究发现，人们更倾向于认为与自己相似度高的面孔更可信和更具有吸引力，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莉萨·德布鲁因研究证明，与陌生人的面孔相比，人们会认为与自己长相相近的异性更值得信任。她认为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倾向于相信那些看起来最像我们的人，这可能反映了亲缘选择。
有时这些因素造成的影响可能相当复杂。心理学家道格·肯里克（Doug Kenrick）及其同事发现，认为异性伴侣在与他人的关系上占主导地位的女性，也认为他们与自己的亲密关系不那么牢固，不管伴侣身体上的吸引力如何。相比之下，男性认为有吸引力的、不占主导地位的女性伴侣通常比不那么有魅力的、占非主导地位的女性更不忠诚。
这些判断似乎是由大脑自动做出的。除了快速识别面孔之外，可能还涉及处理意向性和心智理论的一些大脑通路。大脑的两个区域似乎在这方面尤其重要：杏仁核（一个进化层面上的古老区域，主要负责处理情绪线索，尤其是恐惧）和眶额叶皮层（位于大脑前面，主要负责奖励及意向性判断）。在右前叶皮层中发生卒中病变的患者在信任判断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困难，杏仁核部有病变的病人也是如此。但如果只有一个杏仁核受损，患者仍然可以做出正确的可靠判断。
雷·多兰（Ray Dolan）和他的同事在一项大脑扫描研究中更详细地研究了这一点。实验中，研究对象在观察120张面部照片后，被要求选按两个按钮中的一个来判断照片中人物的年龄和可信赖度。年龄提供了由社会判断（即信任度）所引起的变化的基线。实验结果表明，五个大脑区域在可信度任务中被明确激活，但这些激活没有出现在年龄任务中，这五个区域是杏仁核、眼窝前额皮质、脑岛、梭状回和颞上沟。梭状回区域没有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么有趣，主要涉及人脸识别。同样，颞上沟也不那么有趣，它是构成视觉通路的一部分，似乎主要负责发送运动指令（因此可能仅仅反映了大脑试图重构面部表情的活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最终是由面部不同部位的肌肉运动产生的）。
这可能与微笑被用作判断可信度的线索有关：研究发现，快乐的面孔会更多地被认为是值得信任的，而悲伤、愤怒的面孔很少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这也就是说，颞上沟位于颞顶叶交界处和颞极之间，这两个连接点都涉及心智理论和意向性。然而，最重要的是，多兰在杏仁核、脑岛和眶额叶皮层中发现了一些强大效应（尽管在后一种情况下，效果限定于可信赖的判断，与不可信赖的判断没有关系），而脑岛显示出了相反的效果（它只对不可信赖的面孔做出反应）。在日常生活中，脑岛似乎主要涉及处理和登记身体的自主反应，特别是厌恶和其他非逃离或战斗情绪，换句话说就是身体对事件的直觉反应。
在亲密关系领域，我们的本能反应之一是嫉妒。嫉妒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一段关系看起来是有风险的，那么以一种占有的方式行事，让一个偏离轨道的伙伴重新回到正轨，似乎是一种不错的尝试。阿拉伯雄性狒狒也会嫉妒，以至于如果一个雌性允许另一个雄性在它与伴侣之间穿梭，即使完全是偶然的，雄性也会对雌性进行一次野蛮的攻击，狠狠地咬它的脖子。雌性狒狒会长期跟着雄性，对方向偏离非常敏感的人类在这方面并没有表现得更好，我们习惯性地用暴力来应对任何一种生活中遇到的威胁。毋庸置疑，暴力和暴力的威胁，在亲密关系和亲密友情中也会表现出它丑恶的一面。
尽管我们憎恶这样的行为，并且喜欢把自己看作是文明的，但是侵略和暴力从来不会因为是亲密关系就敬而远之。马丁·戴利（Martin Daly）和马戈·威尔逊（Margo Wilson）分析了配偶谋杀的模式，发现有80%丈夫谋杀妻子的案件是因为他们怀疑或知道了妻子的出轨行为，又或是面临离婚威胁。直接的谋杀只是普遍存在的胁迫现象的一个极端例子。强迫似乎是男性面对不忠和被遗弃的威胁的第一反应，特别是在男性对妇女拥有绝对控制权的父权社会中。在结婚以后，只要妻子有丝毫的抱怨或疏忽，一个澳大利亚瓦尔比里的土著男子就可能会轻易殴打甚至枪杀他的妻子，而完全不用受惩罚。如果一个男性杀了他的妻子，不需要赔偿，也不会有公开的指责。这种默许对配偶肆意谋杀的现象绝不仅限存在于像瓦尔比里这样的传统社会。根据英美现行律法，在有些国家及地区，谋杀通奸的妻子是完全可以原谅的，而法国所施行的罗马法也是如此。
在许多社会中，男性会通过幽禁女性来降低背叛的风险，其中就包括将女性限制在闺房，限制女性的远行能力。例如，在撒丁岛，传统社会的妇女实际上被限制在村里，因为她们担心在未清理的地方沾染疟疾或者遭遇恶毒的眼光，即使人们可能会随着羊群迁徙到遥远的牧场。避免沾染疟疾无疑是有益的，特别是对孕妇来说，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种文化禁令也有利于确保妇女没有太多机会见到无关的男性。在旧时的中国，上流阶层女孩被要求必须裹小脚。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小巧（女性的大脚都会失去对男性的吸引力），但其中一个后果是，她们不能远距离行走。总之，裹小脚阻止了她们的偏离。
在一些更为严格的伊斯兰社会中，女性被要求禁止离开家，除非有男性亲属的陪同。除此之外，她们还必须穿着罩袍，以把脸和身体都隐藏起来。当然，这种限制绝不是伊斯兰教仅有的现象。南布迪里婆罗门是印度南部马拉巴海岸的一个富有且独一无二的祭司地主阶级。在20世纪60年代，那里的女性只有将身体完全裹在衣服里才能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还要随身带着一把雨伞用来遮住自己的脸。那里的新娘甚至不能参加自己的婚礼，在婚礼上，新娘会被一个低种姓的纳亚尔女孩替代，而她只能从隐蔽的地方观看这一过程。女性面临的这种限制也不一定是传统社会所独有的。马戈·威尔逊和马丁·戴利在对12300名加拿大女性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大约6%的人表示，她们的丈夫会试图阻止她们看到其他男性或通过其他方式限制她们的社交生活。
这些限制女性与男性会面的现象，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反映了男性对男女关系的不信任。在这之下徘徊着“男性好色”这个古老的幽灵。如果女性拥有太多的自由，男性就会被戴绿帽子而面临养育其他男性的孩子的风险。
然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男性如何能够有效地控制女性的性行为，或者说取决于他们有多自信，认为自己的女性不会与其他男性偷情，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对女性性行为的看法。在某些社会里，男性根本无法阻止女性的私交，在这种情况下，男性会放弃任何担心，并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投入到姐妹的孩子身上（他与他们的关系至少可以得到保证）。这些社会几乎都是母系的，而不是父系的。众所周知的例子包括许多波利尼西亚人的社会，如弗莱彻·克里斯蒂安船长和其他叛变的船员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快乐。
当男性能够控制女性的性行为时，通奸的风险造成的影响就会在他们的心理上大大增加。在非洲之角的阿法尔游牧民族中，长时间盯着女性看的男性很有可能会被丈夫当场杀死，或者如果那位女性未婚，她就会被她的父亲或兄弟杀死。这样的社会往往有一种家庭荣誉感文化，他们认为婚前性行为和通奸行为非常严重，因此唯一的惩罚就是死亡。在跨文化的基础上，在农业社会中，男性阶层往往拥有土地，社会层级最高，最具有攻击性。在这种情况下，男性最容易发生婚外情，一夫多妻率最高，男性很少照顾孩子。
为了试图理解为什么暴力行为的倾向可能会持续存在于人群中，我们分析了冰岛的家族历史记录，其中大部分是在13世纪初作为个别家庭的图谱而编撰的。这些记录被认为是11世纪和12世纪冰岛特定家庭或社区发生事件的可靠依据。在维京人中，一些男性被称为狂暴者，他们往往身强体壮，在战斗中无所畏惧，倾向于先发制人。他们还经常通过服用由各种具有致幻作用的植物做出的危险药水来促进这个过程。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但是在你需要前往梅利英格兰海岸的时候，一个狂暴的人和你在一起是非常有用的。
许多斯堪的纳维亚国王喜欢把“狂暴者”当作自己的保镖（在战争中合围保护国王的十几个人）。问题在于，他们总是在国内惹麻烦，不太会用自己的声誉和力量来保护其他社会成员的财产，而是选择让仇杀一代一代延续下去。我们的分析显示，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一个公认的狂暴者，就会降低其他家庭成员被杀的概率。基于这种情况，狂暴者获得了更多的基因副本：他们不仅会比一般人更成功地繁衍后代，而且他们的男性亲属也具有这种优势。简而言之，无论是好是坏，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男性暴力的进化选择都是存在的，我们都被它所困，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控制它。
我们似乎可以通过观看一个人的照片来判断其暴力倾向，至少在男性身上是这样。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给被试出示了87名性侵犯者的照片，每张照片只呈现两秒钟。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性侵犯者都具有暴力倾向，那么其中的情况可谓变化多端。在短暂一瞥的基础上，被试对性侵犯者的暴力倾向做出了惊人的准确判断。最好的预测线索似乎是男性的面部特征——眉毛的隆起高度和身体力量的面部暗示。实验中，所有的男性照片都是被定罪的性犯罪者，而不是那些曾经入狱或有过犯罪历史的人。
对精神病患者的研究表明，他们拥有一些独特的行为和神经学特征。从临床角度讲，他们通常是自恋、冲动和具有控制欲的，他们对情绪反应不敏感，完全不会产生任何悔恨的感觉，也无法同情他人。在神经学角度看，精神病患者的杏仁核似乎比正常人的要小，活性更低。此外，他们的杏仁核与前额叶皮层之间的神经联系并不紧密，这意味着抑制情绪反应的能力降低，以及在其他情况下注意到困扰的能力降低。能够由己及人地感知他人的痛苦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做，就会表现为冷漠。因中风或遭遇事故导致前额叶皮层损坏的个体身上就会表现出这类症状，类似的效应甚至可以在处于精神病性人格量表高级的正常个体中被检测到。额叶与杏仁核间的神经联系似乎可以帮助我们缓和因受到挑战而产生的极度愤怒情绪。如果没有这种冲动控制的话，就会产生先发制人的暴徒行为。
有证据表明，即使是健康的中年女性，高水平的睾丸激素会对杏仁核与额叶的连接产生不良影响。体内睾丸激素过高的男性（包括精神病患者）在遇到威胁的时候可能不太能够压制他们的情绪反应。杏仁核在对具有生物意义的刺激，特别是对威胁的有意识评估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男性在面对具有威胁的情况时不太会感到恐慌，并且不会被意外的噪音吓倒。
这种性别差异也会影响两性表现侵略性的方式。正如进化心理学家安妮·坎贝尔（Anne Campbell）在她的《自我的心灵》（A Mind of Her Own）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男性倾向于以身体侵略的方式应对威胁或挑战，女性倾向于用言语或心理上的攻击来应对。因为男性的反应往往是身体上的，因此持续时间和造成的心理伤害都有限，所以男性朋友之间的冲突似乎比女性更容易解决。而女性间的冲突往往是由言语表达造成的，而且往往涉及人身侮辱，所以造成的心理伤害更大，原谅和遗忘就不那么容易了。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言语侮辱占了所有关系崩溃原因的1/4。
两种性别在引起嫉妒的方面也存在差异。从各种各样的研究中得到的证据表明，如果伴侣与别人发生风流韵事，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容易嫉妒，造成的结果是，他们比女性更狭隘。相应地，女性更关心的是她们的伴侣是否会与另一个女性发生情感上的关系，即使他们没有发生性行为。实际上，女性似乎只有在对自己能获得的资源有影响的情况下才会变得非常担心，因为她们的伴侣将不得不在两个家庭之间分享收入和财富。这又是一个一夫多妻制门槛的问题。
即使是在同性之间，受到嫉妒情绪影响的程度也存在差异。威尔·布朗和克里斯·摩尔（Chris Moore）测量了一组由男性和女性构成的样本的身体对称性，并要求他们对自己在一段关系中所感受到的嫉妒程度进行评估。我们假设，由于对称性被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基因质量指标，更对称的人理应更受追捧，所以他们对伴侣的忠诚度会更有信心，而如果配偶抛弃他们，他们也会更可能找到替代者，因此，他们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受到嫉妒的影响。相反地，由于不对称的人吸引力较弱，他们应该会更多地感受到竞争对手的威胁。数据显示，不对称的人确实更容易嫉妒，相反，性别与和爱情无关的嫉妒（即嫉妒别人的成功，比如工作上的晋升）与身体对称性不相关。事实上，我们也不希望身体对称性与工作中的成功相关联。换句话说，爱情中的嫉妒和嫉妒别人经济或物质上的成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神经科学家塔尼亚·辛格及其同事发现，在观察某人受到惩罚的场景时，两性大脑的反应有着惊人的性别差异，而男女两性都在主要疼痛中心（脑岛和前扣带皮层）中表现出同样的反应。然而，如果被惩罚的人在之前游戏中表现不诚实，男性在疼痛中心的反应就会有所减弱，而左侧眶额叶皮层和被称为伏隔核区域的奖励中心的反应增强。多米尼克·德奎尔克（Dominique de Quervain）及其同事的一项早期研究显示，当一个实验对象能够惩罚在游戏中违反规则的人时，这个区域就会被激活。这表明它的激活反映了一个占便宜的个体因为看到他人因行为不端而受到惩罚的满足感，女性身上则没有这种效果。在两种情况下，女性的疼痛中心都有同样的反应，女性在两种情况下都会同情受害者。但当男性认为受害者应该受到惩罚时，他们倾向于沉溺在幸灾乐祸的感觉中。表面上看，狂暴分子和精神病患者是天生的，而不是由环境造成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关注的都是巩固日常关系的过程。还有一种与亲密关系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关系，但并不总是涉及两性关系中的性别意义。这种关系通常涉及魅力型领袖的个人影响力，他们既可以是普通人，也可以是宗教人物。这种关系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其中包含许多深刻的亲密关系的特征，因此很容易就会发展成性关系。因为它们代表了某种极端的东西，所以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更传统的关系动态的迷人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