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亲属关系网中。每个人都有父母和祖父母，而且很可能也有兄弟姐妹、阿姨、叔叔、堂兄弟等。亲属网络的层次从我们的亲缘关系中向外扩散，有些人是近亲，与我们有直接的生物血缘，有些人则是联姻亲属，人类学家称之为姻亲。尽管我们的姻亲关系与血缘无关——这往往导致他们被进化生物学家们忽视，但他们与我们的后代遗传密切相关。从生物学上来说，这使他们与真正的亲属（那些与我们有共同祖先的人）具有相同的地位。
现代后工业社会和传统的小型社会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在小型社会中，无论是巴拉圭的狩猎采集者、苏格兰赫布里群岛的岛屿社区，还是北美的乡村山区，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每个人社交范围内的人都是亲戚。你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由你的亲属关系决定的。他们定义了你应该怎样问候一个人，你是否可以和他们开玩笑，也许最重要的是你会和他们中的某个或某几个人结婚。在现代后工业社会中，我们的亲属关系中还包括一些与我们没有生物学关系的人，我们称他们为朋友或知己。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周围的社会环境由两个完全独立的网络组成，一个是亲属网络，一个是友谊网络，两者相互交织。我们的个人社交网络中大约一半是亲戚，一半是朋友，但这种平衡主要取决于你的大家庭有多大，我们优先考虑的都是家人。我们在对来自比利时和英国的个体的社交网络的分析中发现，那些来自大家庭的人的朋友更少。这就好像你在社交环境中所拥有的游戏机数量是固定的，你会先用亲人填满空位，然后才会考虑加一些朋友。
这种状况至少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是生物学家称为亲属选择的压力：由于这样做的好处通常会提供与您共享的基因方面的益处，所以是有利于亲属的进化压力。当我们与某人拥有共同祖先时，我们通过共同祖先的直接遗传与他们共享一部分基因。在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交配系统中，我们与兄弟姐妹共享大约1/2的基因，与祖父母共有大约1/4的基因，而与堂兄弟共有大约1/8的基因。生物学理论告诉我们，这些价值估量强化了对亲属的任何利他行为都会带来遗传利益的可能性。
利他主义者会促进两个人共同拥有的基因的复制，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家庭成员比朋友更可能支持我们。正如古语云：“血浓于水。”亲属优先的一个原因是，家庭关系似乎比友谊需要更少的努力来维护。关于亲属优先的第二个原因我想在下一节讲，所以现在先不谈它。我在这里想要多说一点社交网络的结构。如果按照我们的感觉亲近程度，把所有我们知道的人排列成一个连续统一体，我们通常会发现他们处于一系列团体中，成员间也达到了相似的情感密切程度，从而显示出群体之间的阶段性变化。实际上，它们形成了一系列的好友圈（在Facebook的意义上）。
当我们通过这些层次由内向外地进行审视，从最亲密的朋友到最外层的熟人，有两件事会变得更加明显。第一，每个连续的层都比它内部的层大。第二，我们与某人的情感亲密程度与接触频率密切相关，并且随着圈层的扩展而递减。这些圈层从一个约由5个亲密朋友组成的内圈开始，向外扩展到15个最好的朋友和50个好朋友的群体（包括他们内部的层），总数约为150个（现在称为邓巴数）。除了这150人之外，还有更多尺寸越来越大的圈层，主要包括偶然见面的熟人，或知道名字但可能永远不会见面的人，当然也有与我们没有实际联系的人（包括名人或电视人物）。
这些人也不一定是活着的人。他们可以包括死去的亲戚、过去的名人或具有宗教意义的人，如耶稣基督或先知穆罕默德，或任何宗教中的圣人和神像，甚至包括我们最喜欢的肥皂剧演员。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与宠物也有某种关系，外面的层可能会包括我们的宠物、盆栽植物，甚至是虚拟人物中的任何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朋友圈中囊括自己喜欢的任何人。
我们的社交圈层的存在理由有：它们代表与我们有特定利益关系的人群。最内圈由约5个人构成的群体代表我们的支持网络，为我们提供情感支持，当我们需要建议（特别是个人生活中的危机）或财务援助时我们会去找那些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通常是亲密的家人，但总会有一两个非亲属关系的朋友。除此之外，还有大约10个人与核心层的5个人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共情群体，这些人的离去会让我们深深地陷入困境。这15个人是与我们一起度过大部分社交时间的人，是我们经常看到和一起生活的人。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们可能自愿为我们照顾孩子，帮我们搬家或修理东西，邀请我们一起烧烤或共进晚餐。这15个人占了我们花在社交上的60%的时间。社交圈层内部的这些人，是我们真正要将伴侣与之相比较的人群。
除了前两层之外，其他圈层中还有130个人，我们与这些人算是一般的亲朋好友，当然也包括一些更远的关系，我们很容易将这些人与150人之外的其他人区分开。这些外层人士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系列外部信息，如就业机会，我们还会将这些人视为“后备朋友”。对于研究社交网络的人来说，除前两层之外的关系又被称为弱关系，因为其中的人与我们没有那么亲密，往往是间接认识的（朋友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