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Jeffery Miller)(11)写过《配偶思维》(The Mating Mind)这本书,他认为持续宣传某个个体拥有的交配价值,也许能够解释语言的进化以及人类大脑不同寻常的进化过程。米勒用术语“谢赫拉莎德效应”来表征这个观点,谢赫拉莎德用语言技能让国王山努亚从古老的波斯故事《一千零一夜》(又叫《天方夜谭》)中持续获得乐趣。通过讲述无穷无尽的故事,谢赫拉莎德成功地避免了前人的厄运——让国王感到乏味的女子第二天早晨会被处决。米勒认为这个效应中的性别差异可能能够提供根据性别选择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其他方面。一个强有力的观点是,不同性别在语言的运用上存在显著差异,比如大量的华丽词语被用于描述男性的特点,以及与女性相比,男性在演讲中会表现得更自负。这使他想到孔雀的长尾和精心策划的求偶开屏表演。米勒认为,对于人类男性来说,他们可能是通过向女性展示语言技巧以及讲述故事来体现他们的价值的,而不是更传统的摆尾行为。
尽管我认为米勒最初用来解释人类拥有巨大的大脑的故事,可能在两个同样重要但又完全不同的处理过程上出现了混淆,但这个观点也有它值得肯定的地方。一个是交配吸引,华丽的词汇以及出色的口才可能是拥有良好基因的线索,但这只能表明你拥有一个聪慧的大脑。另一个是维持已经建立的关系——这可能需要去做很多具有娱乐性质的事情,即真实的“谢赫拉莎德效应”。问题是:这两个中的哪一个在神经元的活动上的成本更高?
在所有男性华丽的辞藻下面隐藏着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更严格地来说,性别选择观点暗示,“谢赫拉莎德效应”在两性之间的表现不一样。在自然界中,性别选择是强有力的力量,带来了很多引人入胜的性别偏好行为,其中大多数是雄性所独有的。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雄孔雀的尾巴,以及精心准备求婚典礼的鸟,还有鹿角以及人类的胡须。性别选择通常涉及某种性别(具有腼腆特征的性别)拥有主要的话语权去决定和谁交配,同时,另一种性别不需要做太多,除了向雌性宣扬自己拥有的财富,并谦虚地表达交配的意愿。由于生理上在繁育后代方面分工不同(特别是哺乳动物),雌性通常要为选择糟糕的配偶买单:它们可能因为被抛弃导致只能自己抚养后代,因此它们常常处于支配地位来给雄性施加压力。性别选择很少促使产生新的特质。在大多数情况下,性别选择会采用已经存在的特质,并且尽可能地提升这种特质。因此,假如语言现在有作为交配展示的功能,那么它很可能早已具备了负责其他技能的作用。我认为,其他技能很可能是用来处理社会关系的。在这种广义的解释上,我认为“谢赫拉莎德效应”很可能就是一种对维持长期亲密关系的形象描述。
尽管将维持一段亲密关系仅仅归因于确保配偶快乐可能过于轻率,但是使伴侣保持愉悦的确在亲密关系中起到了重要的润滑作用。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曾经讨论过欢笑的重要性。幽默在亲密关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GSOH”(Good Sense of Humour,良好的幽默感)的使用频率中看出,它既可以作为请求又是单身个体宣传自我的特质。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我们曾在《观察家报》(Observer Newspaper)上以广告的形式搜集了超过1000份异性恋个体的调查信息,结果表明,幽默感是人们最看重的重要的特质中的一个。女性受访者中48%的人提到了她们拥有幽默感,53%的人希望另一半能够拥有这种特质,对应于男性受访者的数据分别是45%和41%。与男性相比,女性显然更看重幽默感的意义,但不管男女都将它作为亲密关系中的一种重要需求,通常比其他特质更重要。
我认为“谢赫拉莎德效应”在亲密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显然不是我们拥有大脑的理由,也不是语言在人类谱系中进化的理由。“谢赫拉莎德效应”更可能是我们拥有大脑和语言的副产品。我们进化出足够大的大脑才能够想出诙谐的言辞,同时进化出语言来表达。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人类进化出来的大脑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大量人际关系的运转。人类的大脑和语言能力已经进化到能管理整个社会网络,而不仅仅是个体水平上的单次交流。
大多数哺乳动物和鸟类表现出了很强的一夫一妻制的大脑效应,而灵长类动物却不这样。灵长类物种的总体群体数量与大脑的尺寸之间存在强相关性。通过这一关系仍然可能探测一夫一妻制的信号(当我们排除了最重要的群体数量效应之后,发现与多配偶和乱交的物种相比,遵循一夫一妻制的物种的大脑更大),但是灵长类动物的群体数量与大脑尺寸之间有很强的总体相关效应。灵长类动物可能采用巩固配对的生活模式,并将其推广到群体内其他成员中去,从而产生友谊。因为人们结交朋友的数量受所在群体规模的影响,所以我们观察到的结果是群体规模与大脑尺寸之间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佩尼·路易斯(Penny Lewis)和我使用大脑扫描技术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去探究人类大脑尺寸与社会网络规模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研究中,大约有40人接受了大脑扫描,然后给出了过去一个星期联系过的所有人名列表。研究证实,个体认识的人数与眼睛上方的一小块大脑皮层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一小块大脑皮层的作用通常与心智理论有关。心智理论就是理解他人想法的能力,知道有他人想法的存在。它使我们相信自己认为他人在想的一些事情是确实存在的。孩子并不是生下来就具备这种能力的,而是在大约5岁的时候习得了这种能力。
这种类型的心智理论是非常有限的,毕竟5岁的孩子就可以游刃有余地掌握它,6岁的孩子就可以达到完美无缺的水平,成为熟练的实践者。当然,成年人做得比他们更好。我们的研究表明,成年人可以同时处理4个他人的心理想法,当然还要加上他自己的,一共5种心理状态。我们可以管理5种不同的心理状态,或者是掌握两个人之间的心理状态的循环变化:我认为你在想,我想知道你是否想让我去相信某件事情是属实的。现在人们还不清楚这种能力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非得需要去做这些,但是它至少表明了一系列社会心理上的胜任,一种考虑他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他人相信什么,他人想要去做什么,以及他人在不同的情境下可能会做出哪些反应的想法。
在青少年中,达到一阶心智理论的标志是他们的心理胜任力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获得心智理论的能力之后,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去做两件之前没能做的事情,这也是其他动物无法做到的:进行假装游戏和说令人信服的谎。第二件事情非常重要,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理解你的行为背后的动机,同时还可以以娴熟的技能利用你的世界观去误导你。在这之前,他们当然也可以欺骗你,但主要是根据习得的有理有据的方式来陈述,你不一定会相信他们。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成功了,也不懂得被欺骗者为什么相信他们说的内容。在这个阶段,他们的行为表现十分优秀——可以迅速识别和学习世界运行的规律,但是无法理解那些规律后面的因果关系。
相比物理世界中简单的因果关系,心理状态的因果关系看起来要复杂得多,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只能通过类比自己的心理来推断的原因,同时,学习如何反映自己的心理状态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孩子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努力,并且在经历一系列的阶段之后,才能首次理解物理世界的因果关系,然后使用这些知识去推断自己的信念和欲望,再依据这些理念去进一步推断他人的心理世界。当所有这些都能够表达和做出来时,这会是一项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但是,一旦孩子掌握了心智理论,他们就可能成功跨过连续几个阶段,从而达到超越仅仅理解他人以及自己的心理状态的阶段。当十几岁时,他们就能够同时处理4个他人的心理状态。加上他们自己的信念状态,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管理5个描述普通成人特征的心智化能力。但是,像所有的事情一样,这种胜任力在不同的个体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尽管平均数量是5个,但一般来讲,能力最差的人能管理3~4个,能力最强的个体可以管理6个,甚至偶尔可以达到7个。
这些个体差异可能部分与基本认知能力有关,比如智力(或是组成智力的认知过程,比如推理因果关系的能力,记住事实以及将它们关联起来,通过类比去推理等),同时也有部分源自语言能力差异。语言在正确的高级心智化推理能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不是因为语言带来了这些高级能力,而是语言的语法结构可以帮助我们去管理和追踪涉及的复杂的因果序列。
我的同事佩尼·路易斯、尼尔·罗伯茨(Neil Roberts)、乔安妮·鲍威尔(Joanne Powell)和我,已经发现普通成人在心智化能力上的个体差异与神经物质的体积有关,这些神经物质通常是有关心智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脑区位于颞叶的两端(香肠形状的脑叶,在大脑的后部底端突出出来,位于两耳的下方)以及眼睛上方的额叶区域。我们的发现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表明这些脑区的尺寸与个体的心智化胜任力(理解他人的信念状态的能力)之间存在定量的相关关系。与那些只能胜利四阶心智化任务的人相比,那些可以完成六阶心智化任务(我推断你在考虑我是否想知道你在想让我去相信你喜欢什么)的人的核心脑区拥有更多的神经物质。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这两件事情都与个体社交圈子的大小有关,特别是心智化能力和社交网络的规模都与前额叶特定部分的大小有关,比如位于眼睛上方和后方的眶额皮层。大脑是从后向前进化的,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位于眼睛上方的这些脑区的扩展超过了其他脑区体积增加的所有比例,因此我们能够维系越来越大的社会群体。与大猩猩或古老的人类祖先(包括我们著名的表亲尼安德特人)相比,现代人类大脑前部尾端的急剧增长与高凸的前额密切相关。我们需要高凸前额来适应较大的额叶——大脑的这个部分受损会引起类似菲尼亚斯·盖奇那样的情况。
2004年,安德里亚斯·巴特斯(Andreas Bartels)和萨米尔·泽基(Semir Zeki)扫描了17个处于热恋状态的人在观看伴侣照片时的大脑活动,控制条件是让他们观看三张同样年龄和性别的朋友的照片。朋友的照片提供了被试观看熟人照片时的基线状态,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当观看伴侣(并且只有当观看这些人的时候)照片时,大脑被激活的特殊脑区有哪些。换句话说,它可以让我们排除那些涉及观看任何老朋友照片时的大脑活动。实验结果发现,被试大脑中有一小部分涉及情绪及情绪评估(中脑纹状体的一部分,脑岛和皮层扣带回的一部分)的脑区活动增强,同时在前额叶、颞叶以及杏仁核附近的脑区表现出活动减少。
在通常情况下,中脑纹状体的活动与奖赏内容(对食物、饮料以及金钱奖赏的反应)有关,也与多巴胺的释放有关。在杏仁核以及附近脑区发生的抑制现象很有意思,因为这个脑区可能与恐惧、悲伤以及攻击有关。因此,被试在观看恋人照片的时候,可能能够缓解同时体验到的负面情绪,同时增强积极的情绪。研究发现,性唤起想象会诱发扣带回皮层附近的脑区、脑岛以及尾状核的激活,激活所有这些脑区也会产生浪漫爱情的感觉,这说明这两种体验在神经连接上并不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我们可能推测浪漫爱情有时会诱发失控的情欲。颞叶和前额叶活动水平的降低特别有意思,就像我们在前面所了解到的,这些脑区与心智化能力有关,同时,前额叶皮层也与理性思考相关。因此这个独特的结果表明,浪漫爱情可以抑制活跃的批判性思考与心智化能力,使其向强调单纯的情绪反应转变。
在随后的研究中,巴特斯和泽基还研究了母爱,让很多妈妈观看自己孩子的照片及他人孩子的照片。当观看自己孩子的照片时,他们再一次发现了被试的脑岛以及扣带回的激活增强,一些像纹状体这样的皮层下的脑区活动也在增强,同时,被试背侧前额叶以及颞叶激活下降,表现出了和观看恋人照片时同样的模式。除此之外,他们在研究中还发现了眶额皮层、外侧前额叶脑区(这些脑区与奖赏和心智化能力有关),以及其他的皮层和中脑脑区被激活,而这些脑区的激活在关于处于浪漫爱情状态下的个体身上没有出现。这些皮层下的脑区包含高密度的催产素受体,主要与母婴关系有关。当母亲听到婴儿的哭声时,她们大脑中的这些脑区也会被激活。这些脑区中的水管周围的灰质也与抑制分娩时强烈的疼痛体验有关,也可能同样涉及内啡肽受体。中脑的这个区域与眶额皮层之间有直接的神经关联,与奖赏、心智化能力以及社会网络的规模之间存在强相关。
浪漫爱情和母爱看起来共享一些共同的脑区,同时也涉及一些不同的脑区。表面看起来,它们并不是同一种感情,可能涉及完全不同的动机和神经机制。这两种情感共有的脑区涉及与催产素、内啡肽受体以及奖赏有关的部分脑区。而与恐惧、攻击(杏仁核)相关的区域,以及那些明确与心智化能力和理解他人的情绪、意图(颞叶、颞顶联合区和内侧前额叶)有关的脑区的活动表现出抑制或者说是负激活状态,好像我们放弃了任何假装尝试深入了解我们想要受到关注的异性的行为,因此我们关闭了负责灵活社交的脑区,比如说盲目的承诺。
大脑对我们来说仍然充满着神秘色彩,尽管神经影像技术使我们获得了一些有关运行中的大脑的非凡洞见,但这项技术仍然相当粗糙,并且难以精确地解释具体是哪些神经元在活动。当我们感受到特别的情绪或思考未来时,我们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理解仍然知之甚少。但是,这个技术发展得非常快,在下一个10年必将迎来崭新的和令人兴奋的未来。即使这样,我们也很难将计算机屏幕上看到的与个体在扫描大脑的过程中实际的感受相匹配。其中存在一个转化问题,就是我们总是难以将影像图片转换成体验到的“原始感觉”。因此,尽管我们可以准确指出大脑的某些脑区在人类的心智化能力以及对亲密关系的情绪反应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仍然缺乏描述这些脑区如何产生原始感受的真实概念。
在前面的两章中,我主要聚焦在大脑是如何以一种内隐、自发的方式来处理与亲密关系有关的事情的,这种神经生物学上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控制,使我们沦为受害者。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在某种层面上,我们是在用相当大程度的预见来评估自己对交配市场的预期。我们在以一种令人惊讶、唯利是图的方式来考虑一段亲密关系的利弊。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想要进一步挖掘表层线索来探寻我们是如何以深谋远虑的方式来处理社交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