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尚未解决的谜题是，人族究竟是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狩猎，而非仅仅是食用腐肉。研究者争论这一问题已经长达30年之久。我们同样会在后文详细阐述这一问题。在过去的50万年间，狩猎行为的出现似乎是毋庸置疑的：木制长矛与骨骼的陡然集中证明了这一点。但在更早的时期，我们看到矮小且脑力有限的人族完成了一些甚至是现代狩猎–采集者都难以完成的任务，这一点让我们感到十分困惑。
也许，我们可以暂且避开这一问题。黑猩猩当然会猎杀小型动物以及动物幼崽，来自肯尼亚卡纳姆的证据也表明，早期人族有时同样会对小型动物痛下杀手。合作狩猎行为在黑猩猩种群中得到证实，与此类似的协作和“共同意志”同样存在于人族身上，这一点可以由工具的聚集出现以及携带物资跨越的地理范围推断得出。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合作元素，远比狩猎行为本身更为清晰（见图3-7）。
图3-7 警觉的白脸牛羚
早期人属在某一时期学会了猎杀大型动物。白脸牛羚这样的动物有着自我保护的本能，它们会时时警惕。人类利用智谋猎杀它们的行为本质上是一项社会性事业。
除了始终可见的石器以外，旧石器时代的大多数其他科技都没能留下考古记录，这一点发人深省。其中，用火遗迹尤其容易消失。然而，其他的器具材料也几乎是同样成功的。大多数猿类工具都是由茎枝或树叶这样的柔软材料制成的，因此，人类将相似的做法纳入自己的行为库似乎也是明智之举。
阿德里安·科特兰德（Adrian Kortlandt）发现，黑猩猩会用棍子痛打一只饱食的花豹。比尔·麦格鲁认为，黑猩猩的武器行为已经得到充分的论证，却鲜为人知。罗宾·科洛普顿（RobinCrompton）已经证实，现代人类都具备携带较小重物的能力，大约每只手能承担半公斤的负荷。由此，我们很难想象古人类从不使用木制工具，可这些木制工具遗存下来的可能性却是微乎其微的。然而，有三件早期的案例让我们看到了木制工具的遗存（见图3-8）。大约在70万年前的以色列和40万年前的南非和德国，木制工具是确实存在的。这些工具样品由大脑发达的古人类制造而成，但木制工具的使用似乎可以追溯至更久远的年代。例如，露西的长拇指就非常适合用来抓握一根木棍。
图3-8 保存完好的木制长矛
这根长矛发现于德国舍宁根（Sch?ningen），距今已有30万年左右的历史。木制品遗存下来的例子非常罕见，但这种技术在当时一定已经被广泛应用。这一发现提醒我们，考古记录中可能还有大量的缺席之物。
然而，考古学又的确没有神奇的魔力，可以确切地在我们的发现之外，推断出某种物品或行为存在过。考古学所能做的仅仅是提出可验证的假设，原则上还要划定出假设的适用范围。骨制工具就是一个很好的示例，奥杜瓦伊发现了一把骨制手斧，意大利也发现了数目众多的骨制手斧。由此我们得知，骨制工具制作于50多万年以前，我们可以推断出，它们可能在26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同首个与石器一同发现的骨片一样久远。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询问“第一件骨制工具是在何时制成的”，那么，我们就要面对诸多不确定性，范围是距今260万～80万年前。在人类学中，这样的时间范围会带来广泛的争议，而且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对证据的过度阐释。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早期人族必然经受了巨大的选择压力，因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生物学变化。尽管过去700万年左右的时间里，猿类始终都在演变，但人类祖先的变化要更为波澜壮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经不再属于猿类。进化并不必然就只有一个单一的方向。200万～300万年前，人族巨大的牙齿表明了饮食上的压力。随后，大脑取得的效益开始超过牙齿。在这些外部迹象之外，人族的社会结构和行为模式必然也深受影响。到了200万年前，我们可以肯定，这股涉及地理分布、工具和大脑的“演变之风”是人族取得成功的有力证明。由地猿和南方古猿组建起的第一个人族社会，并不具备发达的大脑，这一点也许是值得注意的。我们或许可以依据社会脑理论得出一个观点：到了200万年前，生物和社会上的变化已经发生，同时人口的结构和社群的规模又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变革。在持续的压力之下，发达的大脑成为昂贵的必需品。
在本章中，我们探讨了人类进化的一些无形之物，包括社群规模和社会结构，也审视了颅骨化石和石制工具这样的有形实体。社会脑理论为前者提供了一种思考方法，尽管骨骼和石器的硬性证据无法为我们直接提供信息。而你也将会看到，我们尚未完全打开这个魔法盒。在这个阶段，我们对自身社会生活的远古模型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源于比较分析，所借鉴的也只是对现存灵长目动物的研究，并将其行为推演到了化石物种上。我们尚未提及心智理论、意向性等级或借助物质和感觉体验这些核心资源而得到扩充的社会生活。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尽管在本章给出的时间表中，早期人族的脑容量超过了400毫升的阈值，但它们仍旧不过是脑力有限的古人类。它们的社会生活要比那些处于400毫升阈值以下的物种更为复杂。但与之后的物种相比，人类的旅程不过才刚刚开始。我们所看到的是直立行走的影响，对抗天敌的迫切需求，消化道退化对食谱的冲击，以及制作和使用工具过程中的社会学习实验。以这样的平台为基础，我们现在可以转向对3项关键性转变的证据的讨论，它们延长了社交时间，转变了社会性梳毛模式，引领了技术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