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的使用模式促使考古学家格林·艾萨克将这些制造者称为“第一批地质学家”。就在最古老的石器遗址深处，当地的古人类非常清楚到何处去找寻最合适的岩石。他们曾经常常往返于这些地方，最开始时的距离在3～5公里左右。为研究这些活动，亨利·布恩（HenryBunn）一直追踪到了东图尔卡纳湖。罗布·布鲁门斯切尼（Rob Blumenschine）和他的同事在奥杜瓦伊湖附近做了类似的研究。显而易见的是，不同的材料往往会被打造成不同构型的石器。
古人类同样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他们只运输具有最佳可塑品质的岩石。考古学家通常找寻的遗址，都是古人类一段时期内单一活动的焦点，也许是几天或者几周。然而，尼克·托斯（NickToth）和凯西·锡克（Kathy Schick）的研究表明，这些地方始终都是一个更广泛网络的一部分，他们调查的每一处奥尔德沃遗址，都显示出了石材进入和运出的痕迹。
大致上我们可以认为，古人类在原材料的发现地做了一些基础的工作，比如清除石材中对制作工具来说无用的赘余。接着，他们搬运余下的实用石材到一处位置优越的地方，或者是他们专门用于制作成品工具的场所，然后再将制成品带走使用。
这一切都给予了我们至关重要的社会信息，也就是古人类的行走距离及其活动范围。从一开始就十分关键的是，古人类的活动范围远大于猿类的领地范围。同样，这绝不会是个体的活动，因为搬运的岩石数量颇为惊人。这是拥有共同意志的集体行动，可以为当时的社群规模提供一些线索。毋庸置疑的是，同负担着更大的脑袋一样，搬运岩石是一项消耗巨大的活动，因此这项活动本身必须包含足够大的收益。工具必然是开辟了获取新资源的途径。肉食、块茎和块根当然就囊括其中。石制工具同样也推动了工具的进一步加工，例如，用于自卫和挖掘的锋利木棍。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一系列的任务已经从中展开。人族倾向于选择致密的材料，如用于制造重型工具的玄武岩，细密纹理的光亮材料，如用于制造锋利刃口的硅质岩。奥杜瓦伊一层的某些遗址证明了这种巧合的存在，而又过了许久之后，我们在以色列的一些遗址中获得了同样的发现。
石制工具的制造时间和制造材料问题相对来说更加简单明晰，但究竟是谁制造了它们却是模糊难辨的。大多数最早的石器都没有与之对应的化石遗迹。等到有了化石遗迹时，例如在奥杜瓦伊峡谷最底层处，自然因素导致的沉积、分选和移动过程又必须考虑在内。在这片著名的一层遗址里，路易斯·利基首次发现了粗壮型南方古猿的颅骨，而仅仅是在两年后，同一地层中又发现了一个纤弱的人族动物——能人。东非人作为石制工具制造者的短暂荣誉，因为“手巧”能人的发现而黯然失色。这种黯然失色与此种证据没有太大干系，它源自人属必须是工具制造者的推论：到1972年，古人类学家肯尼斯·奥克利（KennethOakley）享誉盛名的小册子《人类，工具的制造者》（Man the Toolmaker）已经发行了至少6个版本，但其核心观点却原封未动。到了如今，在一些古人类学家眼中，可能的工具使用者能人已经失去了人属成员的地位，而被置于南方古猿的分类之下。
就整体而言，鉴于自奥克利的著作之后，所有非人类的工具制造行为已经广为人知，我们强烈地感觉到，工具制造行为不仅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脑力有限的人族动物，如能人、南方古猿非洲种、粗壮型南方古猿，也可能广泛地存在于生活在非洲不同地区的同代种群中。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拥有260万年历史的贡纳石器在一定范围内先于我们粗略看到的早期人属的成形时间。我们将在后文讨论火的使用和手斧的发明，我们会再次阐述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围绕两点洞见和一个问题来阐释早期工具：
● 它们解决问题。
● 它们传播思想。
● 它们是否内含设计观念？
乍看之下，最后这个问题似乎微不足道，但它是事关根本的。任何工具都会不可避免地承载起一些理念，而这些理念构成的思想就是我们所有交际和社会网络的核心。如果工具可以被视作一种由功能网络组建成自身的物品，那么，工具就是具象化了这些功能的小世界。正如我们的人际网络是一个更大的网络，其意义在于它是社会生活的工具一样。即便是一件简单的石制工具，也必然要具备一定性能的切削刃；它必须有一定的外延，以便于手持；它还必须拥有适当的质量。这足以称为设计吗？
当工具变得更加精致复杂时，这一问题也将会更加明晰，但在本质上说，任何工具都是广阔世界里的一个小世界，我们对它们的处理也有共通之处。工具促使我们去关注细节。某种只花费5～10分钟来制造的工具，其所代表的可能是人族跨越50万年的科技。这种对细节的关注使工具产生丰富的社会性。在此，我们意指那些自平凡的观察、社会互动和学习中产生重大意义的东西。在观察生态位构建时，我们无法将工具从它们的制作者人族身上剥离开来。
奥尔德沃石制工具是其制造者的分布式认知的一部分，就像是存在于他们大脑神经元中的一部分思想一样。因此，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称石制工具为“符号品”——每次我们观察石器时，我们并不仅仅是被石器本身所吸引，而是在思考其所蕴含的更为深远的意义。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生活驱动脑容量增长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科技，以及古人类所栖身的并于其中开辟道路的世界，同样是受社会生活影响的。
当我们审视并衡量科技变革以及变革的驱动力时，我们可以去追问，社会脑的位置在哪里。对科技的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是：聪慧是有利的，只有这样个体才能创造和使用科技并获取资源。这也是前几代人所给出的解释。如果科技要求更大的脑容量，那么发达的头脑就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并在选择压力下持续进化。现在，我们可以认定，这种科技驱动理论太过简单了。
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都并没有积极地利用科技，因而科技也不应该要求大量的智能。在现代人中，有些群体拥有巨量的科学技术，有些群体则是一穷二白的，但这些似乎与智能或智力并没有直接关系。即使是一只黑猩猩，它除了自己制造工具以外，也能有效地使用许多人类工具，而且通常都是无师自通。
与科技驱动理论不同，社会脑理论认为，人族种群脑容量的增大全部都是由社会生活驱动的。对人属以及科技的出现这一类事件，我们给出的简明解释是，古人类需要生活在更加开阔的地形中。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组建更大的社群，跨越更遥远的距离，采用更加漫长的时间单位，因而他们需要更大的脑容量来经营这一切，更不消说分隔异地却要保持联系的社交衍生需求。石制工具的运输距离，为这种运动的规模提供了最明晰的证据。奥尔德沃石器很少是由5公里以外的岩石制造的，但即便如此，岩石原料似乎的确是因其可塑品质而被选中的。在之后的阿舍利文化中，这一距离增加了两倍，某些证据表明，岩石的运输跨越了更远的距离。再一次，制造手斧的古人类表现出对于特定原材料的偏爱。
露西课题的研究生朵拉·马特西欧（Dora Moutsiou）对黑曜岩进行了研究，她发现，在东非的阿舍利晚期文化中，火山玻璃(15)的平均运输距离是45公里，其中最遥远的原料地是100公里外的埃塞俄比亚盖地博遗址，时间是在100万年前。由于缺乏进一步证据，我们还无法讨论有关交易的问题，不过，这是我们接下来的关注点。
我们觉得，这些运输距离数据有效证明了群体融合与分裂规模的扩张。我们的同事菲利普·奥雷利（FilippoAureli）对此已经做过论述。自最初出现在东非起，石制工具跨越数公里的系统性搬运就一直在进行，它们也许可以间接地证明许多其他我们未曾看到的移动和互动。
人类依靠合作来完成任务，鉴于此，考古遗址的规模可以为我们提供诸多信息。即便是奥尔德沃时期，某些地区也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古人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使用并废弃了大量工具。在奥杜瓦伊，工具有时表现出强烈的层次连续性。人们经常大规模地折返。最具信息价值的遗址要更小一些，往往是一块只有5～10平方米的地段。海伦·罗奇（HeleneRoche）在西图尔卡纳的洛卡拉雷发现了一个异常清晰的例证，可以追溯至距今230万前。这里的遗址包含劈碎骨骼和工具制作行为的证据。原材料往往是由大约60～70个石核组成，石核的大小可能与拳头相当。因为个体只能一次携带2个或3个石核，因此即便是这些小遗址也是由多人组成的任务小组造就的，而原材料的搬运也许是经历多次旅程才得以完成。这些证据系统性地出现时，更发达的大脑也开始现身了（见图3-6）。
图3-6 领地范围比较
左：黑猩猩通常只在很小的领地活动，一般而言，社群可以借助声音交流来聚集或保持联系。中：人族频繁出入在更广阔的领地中，生活资源很少能令社群以这种方式聚集在一起。相反（右侧所示），社群倾向于再细分为营居群，这种组织形式更加灵活，并且，他们往往聚集在拥有水源和丰富资源的地区。
自这些记录的开端，我们发现了与动物骨骼相关的考古遗址。即便是在埃塞俄比亚的早期遗址，骨骼碎片也是与石器一同出现的，这种格局在更新世中重复出现。然而，这其中存在某种偏差，因为小型动物的骨骼更加容易腐烂，骨骼在地上遗存的时间有限，一处遗址使用的时间越久，骨骼保存下来的可能性就越小。尽管其他一些灵长目动物也会猎杀小动物，但石器锋利的切割面还是无可辩驳地表明了人族对肉食的巨大兴趣。石器和骨骼之间的广泛联系极为引人注目。石器留在骨骼上的切割痕迹通常能保存下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经常发现，史前古器物散落在一具骸骨周围，通常是大型哺乳动物的骸骨，如大象或河马。动物自然死亡留下的骨骼也可能在机缘巧合之下，在自然的沉积作用下与石制工具聚集到一起，考古学家对此始终心怀警惕。但在非洲大陆上四散分布的古迹中，有一个场景不断出现：人族使用石器来切割动物的尸体，这个动物往往还是大型动物。其中尤为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位于非洲东北部巴罗加里的大象骨骼，它距今已有160万～130万年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