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灵长目动物学家觉得有必要证明“社会学习”的存在，但其实只有一种真正的其他可能：所有的工具行为都源自个体的新发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承袭的本质就是个体借由一种只能被视为交际行为的接触，从他人那里学习经验。这些论据促使我们将人类祖先的科技视为根本性的社会嵌入式的。失去了社会性，失去了思想和技术的传递，应对问题的成功方式的承继也就不可能发生。
然而，在最初的时候，科技对社会活动产生的影响只能基于先前的技术行为。比如，只有我们建造了一间棚屋，我们才能在其中居住。而如果居住在其中，我们就能拥有新的社交机会，进而带来新的技术机遇。依靠这种方式，反馈回路将科技更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通过加强联结的绑定，放大了构建社群生活的信号。
最近兴起的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分支科学，将这一过程描述为“生态位构建”：人类把自己塑造成巨大的认知和科技生态位，但它的基础实际是社会性的和观念性的。人类可以声称，是我们自己构建了我们栖身的生态位。其他许多动物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它们的生态位并不如我们这般繁杂多变。我们与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以及我们塑造的生活环境是一体的。人类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正如人类学家毛里斯·布洛赫（Maurice Bloch）所指出的那样，人类的核心能力就是生活于想象之中；或者就像我们将要表述的，人类的核心能力是探索第四阶之上的意向性的可能性。需要指明的是，这并不是伴随着新石器革命的城镇和城市一起出现的东西。第四阶意向性在我们的谱系中发生的时间要更加久远，位于贡纳的石制工具只不过是已知的开端标记。
通过构建我们独特的生态位，在社会背景下习得的古老工具的使用技巧，指明了一种理解人族心智结构的不同方式。我们青睐于一种延伸心智，一种像灰质一样精致雕琢的石器，一种广泛分布于人族栖息环境中的社会认知。我们并不是真的在说大脑存在于石头之中，而是说，人族的思维将这些思想绘制、模型化在一个基本的直观水平上。它们指明了我们自己与最早的石制工具制造者之间的连续性，与早前对狩猎者和采集者以及石器时代祖先的叙述有天壤之别，因为他们的行为中包含更多的幼稚和非理性之处。后者是考古学最伟大倡导者，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皮提–里福斯将军（GeneralPitt-Rivers）持有的观点，发表于1875年。那些拥有理性思维，进而拥有创新和解决问题的心智官能的人，同样也能够在柴尔德对社会进化的野蛮时代的评述中找到。
在这个进化矩阵的某处，石制工具的确出现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已知的最古老的石制工具来自埃塞俄比亚贡纳。这个地方与发现南方古猿阿法种的哈达尔非常接近，却处在更高的层次上。贡纳的发现可以追溯至260万年前，而出土的最新近的南方古猿阿法种也已经有超过300万岁的高龄了。2010年，在埃塞俄比亚更加偏南处的迪基卡，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有砍切痕迹的动物骨骼，这些痕迹可以追溯至330万年前左右。但这一证据仍存在争议。
考虑到其他灵长目动物使用简单工具的能力，一个这样早的时间点不应该受到质疑，但其他一些知名遗址的工具缺失就难以解释了。经验丰富的古人类学家探索了利特里的广阔地域，却一无所获。类似地，在南非更古老的南方古猿洞穴里，同样也找不到任何石制工具的遗迹。石制工具就像凭空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对古人类学而言，这些工具有两大用途。第一，它们是古人类曾经存在的标记，是与现代智能手机最相近的等价物，能够告诉你一个人的位置，至少在此处是这样的。第二，一旦被发掘出来，这些工具将会告诉我们许多古人类的日常活动情况，告诉我们古人类是如何解决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