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生活触发心理上的愉悦感
社会脑理论告诉我们，以灵长目动物来看，社群规模的大小是受限于大脑新皮质的体积的，或者说，至少是受限于大脑新皮质某些区域的体积的。该说法中还包含一个明显的引申判断：如果这种现象存在于各个物种之间，那么，它也应该存在于特定物种之内。换言之，我们应该能够证明，个体脑容量的大小与其社交网络规模之间存在相关性。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
利用强大的脑部扫描新技术，我们与佩妮·刘易斯（PennyLewis）、乔安妮·鲍威尔（Joanne Powell）以及尼尔·罗伯茨（Neil Roberts）一起验证了这一假说。脑部成像仪能够穿过颅骨，生成活人的大脑图像（见图1-3）。
图1-3 人脑的主要分区及其功能
它所利用的是大脑中不同物质的密度差异，以及脑电活动或脑部血液流动的微弱信号。不同的技术能够完成不同的工作：一种技术可以测量大脑不同区域的体积；另外一种技术则可以查看当大脑处理特定任务时，它的工作强度。
我们所做的实验非常简单直接。我们要求被试列出他们在前一个月内定期联系的所有人（大致相当于15人层级），接着，在被试进行意向性测试的同时，安排他们进行脑部扫描。最终，我们得到了两个重大发现：
首先，被试在执行多等级意向性任务时，大脑的激活区域与被试在执行简单心智理论（即第二阶意向性）任务时的激活区域相同。这些区域包括，耳朵上方的颞叶区和眼睛上方的前额皮质的部分区域。然而，我们研究的新奇之处在于，那些能够应对更高等级意向性任务的个体，这些区域的体积也越大。
其次，那些拥有更多朋友，能够处理更高等级意向性任务的个体，其眼窝前额皮质的体积也会尤其大。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表明，这其中存在清晰的因果关系：那些拥有更大眼窝前额皮质的个体，往往能够处理更高等级的意向性任务，也正因为他们能够处理更高等级的意向性任务，因此他们会有更多的朋友。
这一极为惊人的发现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社会脑理论在同一物种之内同样成立，且其效力不亚于在不同物种间的应用。这是令人欣慰的，因为社会脑理论提供了一种进化棘轮，促使物种在进化过程中依靠自然选择程序增加自身的脑容量。当自然选择在不同个体身上产生差异化的效用时，进化也就发生了。因为这种差异化效用与适应性相关。适应性主要表现为个体所遗留下的后代数量。因此，我们可以假设，那些拥有更大脑容量（至少是更大的眼窝前额皮质）的个体能够在社交上取得更大成功，并进而遗传下更多的后代，而其最终结果就是代际间脑容量逐渐增大。
我们并不能确定这一点是否完全适用于人类，但是，我们在东非研究狒狒的过程中发现，相比于社交圈更小的雌性狒狒，拥有更多朋友的雌性狒狒会留下更多的存活后代。朋友对个体而言的确非常重要，这也许是因为朋友能够帮助你应对群居生活中的刺激性压力。当你遭受非难时，朋友会赶来援助你，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仅仅因为他们生活在你附近，就能够让恶人远离你。第二，社会脑理论提醒了我们，为什么社会生活如此难以应对。社交活动消耗了我们大量的脑力资源，尽管这个消耗过程是内隐的（即本能性的）而非外显的（即涉及意识思维的）。
这会提醒我们去注意一个更深层次的进化论观点。脑组织是极其昂贵的（每克脑组织所消耗的能量是肌肉组织的20倍），要进化出更大的脑容量就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自然界必然存在着青睐于更大脑容量的强大选择压力。社会脑理论恰巧告诉了我们，这种选择压力是什么：建立更大型、更紧密的社群组织的需求，其中包含与之相对应的更大数量的亲密关系。
当然，社会脑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选择压力在催生大型的社群组织，尽管我们从对猴子和猿类的研究中得知，对抗捕食者似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可以推断，源自捕食者的压力非常巨大，它足以迫使那些想要迁居危险栖息地的个体发展出社会性的反制策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人类谱系中所发生的事情，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似乎还有其他力量参与了进来。但它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大脑和认知的关系中潜伏着一个疑难问题，需要我们给出一个进化论的答案。因为大脑的能量消耗巨大，动物们必须寻找更多、更好的食物来为其提供营养，所以大脑需要一个真正合理的理由来为自己所选择的进化路径正名。
前文已经谈到过有关情绪的棘手问题及其研究难度。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回到这个话题上来，以审视社会联结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在猴子、猿类和人类中，社会联结似乎包含某种双重加工机制。一重加工机制就是认知过程，它允许我们完成诸如心智理论程序中所包含的心理计算问题。这重加工机制还会促成更为外显的认知过程，如信任和互惠关系中所需要的认知。在信任和互惠关系中，我们会始终铭记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以及背弃了自身义务的人。而另一重加工机制则有着很大的不同，它的形式更类似于与情感成分相关联的“热”认知。它发起于一类被称为内啡肽的神经肽。内啡肽的子类别β-内啡肽，尤其与猴子和猿类的社会行为紧密相关。这些化学物质由下丘脑分泌（下丘脑位于大脑新皮质之下，是潜藏在旧脑深处的一小块区域），它们的受体广泛分布在整个大脑中，这些受体在疼痛管理区域的分布尤其密集。
内啡肽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由大脑分泌，效用是对抗身体出现的疼痛和应激状态。心理应激也会导致内啡肽的释放。内啡肽在化学作用上与吗啡类似，它能够抑制疼痛，并给予我们快感。这一点与吗啡及其他鸦片制剂相同。唯一的差异在于，我们并不会像对人工鸦片那样，对这种大脑自身分泌的化学物质产生生理依赖。社会性梳毛就是能够促使内啡肽分泌的情境之一，社会性梳毛本身就是猴子和猿类形成社会联结的核心机制（见图1-4）。这是因为有一组特殊的神经只会对轻柔的抚摸产生反应，而在社会性梳毛的过程中，对皮肤和毛发的抚摸触发了大脑中内啡肽的分泌。
图1-4 梳毛
对于这只日本猕猴来说，被梳毛的过程是一种非常放松的体验，因为梳毛者的抚摸动作会诱发内啡肽的分泌。
鸦片制剂能为人类带来快感，这就是成瘾的原因。当然，内啡肽同样能激活大脑的奖赏机制。我们从中得到的欣快感，使得我们不断渴求重复触发内啡肽释放的行为。与此同时，内啡肽所带来的放松效应营造了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允许我们与任何凑巧共事的个体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猴子和猿类并不会随意地为它们团体中的任意个体梳毛。相反，它们都有特定的梳毛伙伴，而它们的梳毛伙伴也正是自己的重要盟友，会帮助自己对抗群体生活中必然存在的压力。
体育锻炼诱发内啡肽分泌，是运动过程产生痛苦的自然结果。在结束一次锻炼活动后，我们会获得一种与摄入鸦片制剂相类似的情绪高涨感，我们会觉得整个世界安好、舒心。事实上，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会选择定期运动，早上8点钟散步在市中心体育馆的人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的确可以从某些药物制剂引发的效应中获得快感，事实上，内啡肽似乎有助于调节免疫系统，并给予我们真正的医疗效果。
如果我们是和同伴一起进行诱发内啡肽分泌的活动，还会产生一些额外的效力。和其他人一起进行内啡肽释放性活动，会显著提升效果，令内啡肽的作用力更强。我们并不知晓其中的原因，但在猴子和猿类中，这种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彼此进行社会性梳毛的两个个体，会结成稳固的互助同盟关系，其结果就是梳毛伙伴愿意彼此守护，必要时，它们还会一起对抗占据绝对优势的敌人。一言以蔽之，内啡肽能够塑造友谊，建立亲密关系。
至少还有另外两种情境会诱发内啡肽的分泌，那就是发笑和音乐。我们曾感到大惑不解，为什么这两种独特的人类活动会令我们如此着迷？事实上，为了享受它们，我们甚至愿意花费大量的金钱。尽管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Pinker）曾公开指出，音乐不过只是进化意义上的奶油蛋糕，并不具备特别的意义或价值。然而，在生物学中，有一条重要的经验法则：如果机体愿意不惜代价投资某物，那么这项东西就不可能是毫无功用的。因此，我们乐意为某物花费金钱是在提醒我们，该物极有可能存在进化意义上的功能和价值。
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针对发笑和音乐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并利用疼痛阈值来作为内啡肽释放的指标。其中的逻辑非常简单。如果内啡肽是疼痛控制系统的一部分，确切地说，是在疼痛产生时被分泌出来的，那么，在一次大笑或音乐创作后，疼痛阈值提高就是释放内啡肽的证据。基于这一想法，实验中，我们将用于冰冻酒瓶的酒瓶套子套在被试的手臂上，以测量被试的疼痛耐受性。他们的疼痛阈值以他们耐受酒瓶套的时间长久来计量。接着，被试将会参与到令他们发笑或者涉及音乐表演的活动中，之后，我们会再次测量他们的疼痛阈值。如果他们的疼痛阈值没有变化，或者疼痛阈值在活动后变得更低，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发笑和音乐活动并不存在内啡肽效应。但倘若疼痛阈值在参与活动后变得更高了，那么，这一定是因为内啡肽分泌的效果。为了确认这一点，除实验组以外，我们还设立了一个控制组。控制组的成员会参与类似的活动，但其内容不会涉及发笑或主动的音乐创作。如果在实验情境下被试疼痛阈值提高，而在控制情境下被试疼痛阈值没有变化，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上述活动引发了内啡肽的分泌。
我们一共进行了6组笑声实验，其中包括爱丁堡边缘艺术节的一个脱口秀节目。除去这个脱口秀节目外，我们对实验组所使用的材料都是喜剧电影。而控制组被试所观看的，都是在我们看来非常枯燥无聊的视频，包括旅游宣传片、宗教节目和高尔夫教学视频。音乐实验则略有不同，在这类实验中，我们需要被试主动表演音乐。我们一共进行了3组音乐实验。第一组是比较两次宗教仪式（祈祷会与载歌载舞的魅力型仪式）；第二组是比较一支鼓乐团和一家大型音乐零售商的店面员工（这些员工每天都会听大量音乐，但自己其实并不表演）；第三组是观察流畅的音乐表演和时常被打断的音乐表演（在彩排过程中，音乐表演时常会为了纠正错误而被迫中断）。
所有这些实验的结果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实验组中观看喜剧电影并被逗笑的被试以及主动演奏音乐的被试，他们在完成各自任务后，其疼痛阈值都会有所提高。而控制组的被试，无论他们是观看了无聊的视频，进行了祷告，还是聆听了音乐，其疼痛阈值都没有变化。换言之，发笑和音乐表演都是触发内啡肽效应的有效机制。它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这些活动对身体造成了压力。
在演奏乐器时，这一情况尤为明显：演奏乐器是一种消耗巨大的体力活动，你要为之付出大量的努力。演奏中精神也必须集中，这对身体来说是另一种压力。发笑和歌唱对身体造成压力的原理可能稍有不同，也就是说，横膈膜和胸腔肌肉需要以一种非常精确的方式发力，以发出我们需要的声音。譬如，歌唱就比说话困难得多。发笑不仅涉及肌肉的辛勤劳作，还会耗尽我们的气力。因为在发笑过程中，我们只呼气不吸气，这会清空肺部，令我们喘不上气来。俗话说“笑到肚子疼”是有道理的。
尽管黑猩猩（可能还包括其他类人猿）和我们一样也会发笑，但它们的发笑过程与我们的发笑过程存在结构上的差异。黑猩猩的发笑过程，只涉及一系列简单的呼吸／吸气运动：每一次发笑都伴随着一次吸气过程。这一关键差异意味着，猿类在发笑过程中并不会遭遇气力耗竭效应。人类所做的似乎是，从猿类身上汲取基本的发笑功能，并在两个重要的层面上对其进行结构性改造，这样人类的发笑过程就会更易疲劳，并在社交意义上产生升级版的内啡肽效应。这与我们在社会性梳毛中所看到的内啡肽效应相似。
音乐表演的作用原理似乎也与此相同，它同样具备社交意义。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只有主动的音乐表演才具备该效果：单纯地聆听音乐并不会产生相同的效应，尽管音乐为我们带来的情感痛楚是否涉及内啡肽效应以及其他的神经或神经肽机制，仍未可知。但是，我们推测，内啡肽效应同样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喜欢舞蹈，以及为什么舞蹈在人类的社会行为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本章中，我们重点讨论了现代人类的行为特点，这也是我们进化历史的终点。我们得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小世界群体的结构，与个体的社交网络层级之间存在一致性。这些群体的结构遵循3倍法则，每一层级都是它前一层级的3倍大。我们同样看到，大脑的结构是如何为我们记忆他人的信息以及对这些信息做出回应设定限制的。认知负荷的压力不仅存在于个体身上，还存在于社群组织的层级结构中，如狩猎–采集群体和军队。我们还确立了“冷”认知的重要性：心理化的能力帮助我们去了解人们想要什么，以及我们该如何利用这些信息。这引导我们去学习心智理论以及去研究我们所做之事的情感基础。
仅仅是在这次对现代社会生活的粗略概述中，我们就已经看到，当下与过去之间的鸿沟开始显露。我们怎么能够从一堆堆的化石中研究人类的情感呢？我们究竟有没有可能知道一个尼安德特人曾经有过的社会性意图？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重回远古时代，并探明现代人类身上的特质是如何进化而成的。是时候把我们的祖先牵涉进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