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强化孩子自卑感的第三组因素来自家庭。这一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没有孩子能逃脱它的影响。独生子的自卑情结就是因为他在家里太重要了，缺乏社会调试方面的训练。他的人生经常在找寻失去的年轻时代的乐园。长子一度是独生子，后来他的地位被一个年轻的竞争者取代，他可能永远都不会有足够的勇气来客观地应付生存的问题。次子虽然和长子一样，在同一个房子里长大，喝同样的奶水，在同一个房间睡，可是他的环境和长子完全不一样。他的前面总是有一个带头人，他不顾一切地要超越长子，很可能做得太过火，变成一个不客观的叛徒。幺儿可能害怕和比较有成就、年纪比较大的孩子竞争。女孩群中的唯一男孩，或者男孩群中的唯一女孩，都可能因为他的独特位置而变得气馁。每一个位置都有它的危险性，不过个体心理学是第一个指出孩子在家庭中的位置的重要性的科学，它指出没有任何一个位置能迫使孩子变成神经症患者。这是它的一项很重要的教导。
性别本身也可以是使孩子负担变得更加复杂的因素。我们是生活在一种以男性为主的文化里，这是一种夸大男性价值与活动的文化。它一直到今天仍旧认为女性是比较差的一类，尽管科学领域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这一偏见的虚假性已经被显微镜与机器给爆碎了，可是它仍旧存在于传统观念中。每一个女孩的肩上因此也多了一重需要证明自己的负担。她“只是女孩”的事实也常常使她没有办法沿着自己选择的路线正常地发展。
不过，高看男性的偏见对他们并不是没有损害。许多男孩因为身体上的次要的缺陷，或其他让他气馁的因素而感到恐惧，最后也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做一个“百分之百的男人”，而把整个一生都花在逃避他的性别所包含的责任与意义上。婚姻不和谐、离婚、同性恋、孩子在性方面的不规矩行为，这些现象的增加都是我们过分强调性别不同以及永远在增加的声望斗争的一个方面：这种斗争在我们两性的现代生活里是可以明显看到的。
我们在较早时曾经指出，人的正常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先是一个个体化的阶段，个人在消耗环境资源的情形下成长；然后是一个适应社区的阶段，个人对社区做出贡献，从这样的角度继续个体化的过程。孩子如果和他周围的成人没有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解，如果没能适当地被引入人类的伴侣关系中，他不会自然地由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引入通常是靠孩子的母亲这个中介完成的。
孩子的母亲是孩子与外界发生社会接触的第一人。母亲的爱是第一份社会赞许。孩子一旦了解另外一个人在欣赏他时，他就已经开始了社会调适的过程。母亲，不一定是血缘上的母亲，是他第一个在某个环境里可以完全信赖的人；有了这一开始，他就可以继续向社会调适的正常目标前进。
很明显，母亲有双重功能：在第一个阶段，她的功能是使孩子与他在世界里的情况和解；在第二个阶段，她的功能在于鼓励孩子发展自己的成长能力和适应能力。这个角色是很不容易扮演的，很少有完美的演出。人的无数生活方式可能都起源于母亲的错误。有好几种典型的错误，都可以制造出容易辨认的成人型“问题”。
虽然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残酷地对待孩子了，可是在这个自私的时代仍旧有许多母亲不是忽视孩子，就是真的恨他们。私生子、丑陋的孩子、被丢弃的孩子常会发展出反社会的性格来，因为他们的监护人对他们没有兴趣，没有使孩子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和解。在比较穷苦的人当中，这类忽视与仇恨，以及伴随而来的疾病、贫穷，是非常普遍的。许多罪犯来自这一人口区，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些孩子在贫民窟里学到了勇气与独立，可是他们的勇气是反抗社会的虚假勇气。
如果社会容许他们在没有母爱温暖，没有发展社会感、社会意义感的情形下成长，那就很难要求这些孩子对他们的罪恶行为负起全责。这些孩子虽然生活在我们中间，可是他们觉得自己像是生活在敌人土地上的被痛恨的间谍，或者不被了解的年轻外乡人。现存的社会架构只肯把机会给予一部分人，这个架构在他们看来是一条贪得无厌的龙，他们有理由以武力对付它。
另外一类要常见得多。这一类的孩子被骄纵、被宠爱，母亲总在为他们担心。母亲的爱养育他们，可是在心理上却是在杀害他们，他们在人生的最初几年里就沐浴在这样的爱的温暖里。在第一阶段的和解功能上，太多的母亲做得过分了，做得不够的只是少数。她们处处照顾孩子，孩子完全依赖她们，结果始终没有发展出自己思考与行动的能力。要是孩子永远都能像童话里的公主与王子那样生活下去，那么在开始几年这样的温暖也许是很值得的。不幸的是孩子不可能永远那样生活下去。我们的文化要求更多的贡献，更多的适应。它的报酬不多，可是人如果在得到保证给他的机会之后，不以贡献的方式偿付利息，那么，它的惩罚是很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