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心理病理学的起源
个体心理学是一门相对的、比较的科学；是一个标准性的律则体系。里面没有绝对的指令，没有万灵药，也没有个人得救的简单程式。可是提出一个相对的适合于我们时代的标准是值得的，我们可以用它来比较神经症患者、罪犯与精神病患者的行为。如果冒险提出一个标准，那将是如下的一种生活方式：做一个完全的人，用对社会有用的生产工作来补偿他个人的弱点与童年的生活经验。这样的人会发展出诚实、诚恳与负责的特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社会关系会更加地扩展，他的有用性会更加明显，他的平衡性会更好，勇气会更大。他在行动、判断与工作上都会是一个独立的人，但是他的活动会受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需要支配。如果在他追求意义的奋斗中，还有剩下的野心与虚荣没有得到解决，他会把它们展现在对共同福利做出贡献的技巧上。他会把异性成员看作受尊崇的同事，和他们平等地享受人生的劳动与特权。
我们叙述得很简略，但是已经可以明显看出大部分人远离了这一标准。只有很少的人把人类与人文主义当作他们的目标。许多人可以用下面的话形容他们的人生目标：“我希望能像神一样”“我一定得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我一定得让大家都爱我”“要快乐，我一定要在性方面征服所有的女人（或男人）”“我希望做一个百分之百的男性”“我希望花最少的力量得到能够获得的一切快乐”“我必须保护自己，不被周围坏人的阴谋伤到”“我必须逃避一切责任，回到青少年时期的儿童乐园里去”“我希望一生都做婴儿”“我必须用知识支配环境”“我必须总是生病，这样别人就可以照顾我”或者“我必须避免一切危险”。这些以及上千个类似的人生目标都是对童年情况的错误评估结果。孩子在开始时越觉得自卑，那么他的补偿性的优越目标也就越高，越接近神一样的想法。生病的孩子希望完全健康，贫穷的孩子希望富有，近视的孩子希望把世界看清晰。笨手笨脚的孩子渴望百分之百的灵活，被厌恶的孩子要求格外的、人类所没法给予的爱。无能的目标是无所不能。人的力量与安全来自于成长、发展，可是他的目标在他了解这个之前很久就已经定了，因此这一目标常是人的希望与活动所达不到的。
在人的生存过程中，个人有时会找到一种技巧，给予他已经达到目的的主观感觉。在这个时候，技巧就可能升级成为一个次要目标，手段支配目标的现象就可能出现。这时个人不再能看到原来的目标，而在以后的一生里会愚蠢地不断重复使用，扩大他所喜爱的这一工具，使得他没法做一个正常的人。例如，一个被惯坏的孩子感觉到失去了母爱，在他出生后最初几年的目标是要做一个不负责任的被溺爱的婴儿。现在他病得很严重，父母照顾他，又开始像他幼小时那样非常关心他、注意他。这一经验让他感觉到疾病的价值，它可以是一个获取权力的手段，一条实现理想的途径。他把疾病当成他的第二个目标，在面对每一个新的任务、决定、困难、障碍时，他都会使用同一手段，也就是说，都会生病。
把没有什么价值的工具提升为目标是一种技巧，它的悲剧性在于个人丧失了发展自己内部力量的真正机会——这种力量可能给予他客观的安全感。技巧在实用上有效，这是危险的。因为这个人知道，他用崇拜疾病的办法得到的主观安全感是虚假的，他心里有一种需要，要他加倍的努力，一再表述他的身体的不健康，这种需要让他感到痛苦，到最后，陷在忧郁症的自怜里，他不只失去了与世界接触的机会、失去了真正的价值感，而且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神经症患者逃避生活的责任，最后他所付出的要远比负起责任的代价昂贵。神经症患者生活在无尽的恐惧中，害怕他的不自觉的诡计会被发现。他怕生活，也怕死亡。他成了一具活着的尸体，害怕会怕。
一个人腿断了不去参加赛跑，他不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可是一个神经症患者却要把整个一生都花在辩护上，为自己对朋友的缺乏兴趣、不负责任、没有成就、犹豫不决、拖延、过分小心、性变态、虚荣、野心、自怜辩护。每个人内在都有一种东西让他认识到作为人的重要性，在人的社会里贡献，体会合作的重要性。有人称它为良知，有人称它为超越的灵魂。名字不重要，但是神经症患者要不断地努力为自己的失败辩护，这证明它是存在的。每一个神经症患者都是用一个人为地（通常是不自觉地）制作、安排的“我不能”取代一个内在的“我不愿意”。说“我不愿意”会引起社会的批评，“我不能”不仅使患者有了很好的理由，而且把他失败的责任转移到团体身上去，同时患者也主观地觉得自己有理由，自己得到了开脱。神经症是一种自欺的手段，用一个痛苦的借口取代一个有用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