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推理的目的是从已知中发现未知。因此，从正确的前提中得到正确的结论，即是好的推理，反之则不然。于是，有效性就是一个纯粹的事实问题，而与观点无关。假设A为前提，B为结论，唯一的问题是：如果A为真，那么B是否必然同样为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推理有效；反之则无效。至于我们在接受前提的情况下，是否会产生认可结论的心理冲动，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确，我们经常会自然地做出正确的推断，但这只是偶然而非必然。对于正确的结论而言，就算我们没有接受的冲动，它依然是真实存在的；而对于错误的结论，尽管我们很难相信它是错的，但它的本质依然是错误的。
毫无疑问，人类基本是遵守逻辑的，但并不总是如此。相比逻辑的标准而言，大部分人的想法会更乐观，带有不现实的期望。这是自然的。我们似乎是这样一种存在：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时候，我们似乎依然能够扬扬自得。所以，经验的作用就是持续地对我们的此类希望和抱负起着反作用。不过，这种旨在消除盲目乐观的方法，就算终生遵循，通常也不会完全生效。如果理论不经过任何现实经验的检验，那便是过分的乐观。根据实践而产生逻辑是一切生物所能拥有的最有益的特点，这也许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在此范围之外，对于该生物而言，保持愉悦向上而无论现实情况怎样，这可能更有意义。因此，对于非实践性的方面，自然选择可能容易产生谬误的思想。
思想的某种常则（habit）让我们决定从给定前提中得出某种推断，这种常则或许是与生俱来的，或许是后天获得的。它是好是坏，要看它是否帮助我们从正确的前提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推断是否有效与结论对错无关，而是取决于得出结论的常则的性质，看这种常则是否能够普遍得出正确的结论。具体的推论是由某些思维的常则决定的（这些常则的有效性，取决于它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我们可以将这些常则总结为公式的形式，称作“指导原则”（guiding principle）。例如，假设我们发现，当把一只旋转的铜盘放在磁极中间时，它就会很快停止转动。于是我们可以推断，对于所有的铜盘来说，都会出现同样的情形。此处的指导原则就是：对于一个红铜盘成立的事实，在另一个红铜盘身上也成立。将这一原则应用到红铜上是比较安全的，而推广到其他物质——比如黄铜——上就要承担一些风险了。
我们也许应该写一本书，把所有重要的推理指导原则都列出来。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对一个思想完全受实践左右、行为完全遵循成规的人来说，这类书籍无法起到实际的作用。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所有的问题都像是日常惯例，一旦掌握，今后就会一劳永逸。然而，如果让一个人探索一片陌生的领域，或是其经验不能完全涵盖的领域，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最勇敢的思想者也时常迷失方向，费尽功夫也无法离目标更近一步，甚至有时会完全误入歧途。这就像是在茫茫大海上漂流的船只，而船上无一人知道应该如何引航。在这种情况下，针对推理指导原则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
但是，如果不首先对指导原则的主题加以限制，可能就很难对它进行处理，因为几乎每个事实都可以作为指导原则来看。不同事实之间存在着差别，有一些很重要，可以设定为指导原则；而另一些则更适合作为研究对象。区别在于，一边是人们认为必然而显然从某些前提中会得出的结论，另一边则是人们不确定的结论。只要稍加思索就会明白，当首次问出逻辑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对一系列的事实做出了假定。例如，人的思维状态可以包括怀疑和坚信，二者之间很可能存在一条相联通的路径，而思维的客体依然保持不变。这种转变需要服从那些所有思想都必须遵从的规定。一方面，要想进行清晰的推理，这些事实是必须预先知晓的，因此去探究它们的对错并无多大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又易于相信，这些从推理过程本身演绎出的规则是推理的关键所在。的确，只要符合这些原则，至少就不会从正确的前提中推导出错误的结论。实际上，在逻辑问题中，从前提推导出结论，要比前提本身更加重要。因为某些原因，这一点很难在一开始就呈现出来。我这里只提其中一条。有一些观念，虽然实际上是逻辑反思的产物，但并非显而易见，又与日常俗见混合，以致反而造成思维混乱。例如，属性的概念就是如此。属性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我们可以观察一样东西是绿色还是蓝色，但是造成它为绿色或是蓝色的属性则不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它们是逻辑反思的结果。实际上，常识（也就是稍稍高于实用所需的思想）充斥着有害的逻辑属性，“形而上学”这个词语就通常用来描述这种情况，一定要用严肃的逻辑学才能搞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