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尼的上述说法不是“欧洲中心论”，他想说的是发展科学首先要有科学家。科学家是逐步培养成的，他们不应受到任何利益或公共目的影响。
自从波兰尼所写的那个时代开始，美国开始建立了自己的传统。在自然科学的研究生院，第一年学期结束时要进入实验室，然后在之后的7年多时间里，大部分时间都将在实验室内度过。长期投入于某一领域的实践和探究，你将成为这一学科的内行。你会使用该领域的行话，虽然难以明说，但共享着某一种感觉，知道什么样的问题值得研究，应该重视什么。在做学徒期间，你会犯新手会犯的典型错误，在老师或者更年长的研究生面前出丑。然而，当你感到技能精进时，会惊喜地发现，你正在成为专家。通过这些体验，理论思考和方法工具相结合，产生参与感。这不仅仅是接受了一组规则，而是对规则的判断已经成了你自己的一部分。通过这一过程，你获取了某种独立。10
这种科研学徒文化并没有在波斯湾石油国家发展起来。即便资金雄厚，公共用途紧迫，但这些国家可能会复制20世纪中叶的美国模式，依靠移民科学家起引导作用，就如当时的曼哈顿一样。我们的科学家可以利用相同的物理常数手册、相同的教科书和研究杂志，充足的研究资金，但还未开始以个人知识模式进行科学探究，并非由社会孵化成形，而是初始于模仿。“曼哈顿计划”中设定的导师制，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影响，美国本土大学此后也加以效仿。我的父亲就是受益人之一。结束了欧洲战场的战斗以后，依据《军人退伍法》（GI Bill），他得以进入专科学校学习，之后又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来加入了路易斯·阿尔瓦雷茨（Louis Alvarez）的实验室，成了博士生导师。那是气泡室出现的年代，粒子物理学开始萌芽。我父亲过去常常给我讲一些故事，有些是一手的，有些是实验室里时常听到的传说，都是关于那个时期在物理学界独领风骚的科学家们。
科研学徒文化早期在欧洲发展，后来传到美国，这一过程没有依据任何现代科学的自我理解。波兰尼写道，仿效学习就是服从权威的一种表现。你跟随导师，因为你相信导师的做事方法，即便无法详细分析和说明这种方法的有效性。11如果你像笛卡尔一样，认为理性就是拒绝榜样或习惯，改革自身想法并将一切建立在完全属于自己的基础之上，那就完全无法忍受上述做法。笛卡尔观点的悖论在于，它的出发点是彻底自我封闭的，认为人应该不带任何个人色彩去理解事物，以保证获取客观知识，即不受认识者本人污染的知识。波兰尼将整个程序颠倒过来：在实验室的社会情境下，服从于权威，人能够发展某种技能。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探究形式，其中个人参与是不可或缺的。
让我们细想波兰尼所信任的角色：“你跟随导师，因为你信任导师的做事方式。”这表明师生之间存在道德关系，这是教育过程的核心。学生当然相信导师是充分有能力的，但也必须相信导师没有任何操纵意图。前文提到的启蒙认识论的起源中正是缺少了这种信任：彻底拒绝他人证言和示范。这种拒绝源于一种理想状态：从国王和神父的操纵中解放出来，然后发展成认识自我责任的状态。但是原本的怀疑伦理始终留有一丝痕迹。这种怀疑的立场发展为一种荣耀，或认识上的男子气概。权威通过主张知识维护自己，服从于它意味着须承受受骗的风险，这不仅侵犯了自由，也践踏了自尊心。
如果波兰尼所说的科学家的发展过程是正确的，那么实际上科学实践的发展就抛开了它的基本启蒙信条：需要信任。如果认为有一种科学发现的方法，可以单纯地通过指示而非个人示范就能传递，这种想法与我们的政治心态一致，显然会更有吸引力。“方法”一词隐藏着人的自负，认为仅需要按照某种程序，就会有科学发现。不需要长期专注于某一领域的实践和探究，不需要熟习它独特的审美享受，也不需要情感与判断相结合，只要遵循规则就好。方法这一概念承诺使探究能在某一种自我（康德的“理性存在”之一）当中普及，即不要求任何经历作为先决条件：不处于情境中的自我。
波兰尼发现，这种对科学实践的错误理解，常与根据社会目的指导研究结合在一起，后者可以苏联的“五年计划”为例。
目前美国大学正朝着工商企业方向转变，这会对我们的科学和人文传统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取代了面对面的教学，效率得到大幅提高。我经常观看YouTube上的教学视频，学习计算机辅助设计，以及如何建立电子燃油喷射系统等，都能够指导小范围的技术问题。然而在艺术和科学领域，老师终其职业生涯都在解决某个学科内的问题，而在线开放课程将该学科中能够表达的内容从师生互动中分离出来。那么，制度的发展，与我们所假设的完全“清楚”的理想化状态，即精确的形式化，二者之间就存在某种调和，这可能实现，而且正合心意。如果实现，就使某领域的知识能够以客观方式传递。但请注意波兰尼的警告：排除知识中所有非人为的因素，实际上是在摧毁所有的知识。
波兰尼论证了在专门技术中无法明说，需要心领神会的隐性知识所起的作用。他将个人努力看作知识探索的核心，将其理解为技艺。他表明了科研能力是通过师徒关系反馈给权威导师的。“因此，被一代人淘汰的技艺就会完全消失。”他继续说道：
这样的例子成百上千，随着机械化不断普及，问题愈发严重。这些损失往往不可弥补，看着这种持续的发展却令人深感悲悯。我们有了显微镜学和化学，有了数学和电子学，再回想原始的小提琴只能进行单一演奏，这仿佛是200多年前发生的事了。12
不是只有极权政体才会引发文化变革。我们称自己是进行“创造性破坏的资本主义”，将大笔风险投资用于“破坏性技术”，尤其是那些实现人机互动的机械化技术。不用说，结果是喜忧参半。但在大学，知识学徒制传统确实不会理所当然地存续下去。如果权威导师还不能意识到教育是一项传统，继续认为可以无损地向单独个体传达知识，那么将难以武装自己，对抗工商管理硕士出身的强权者。在这一概念下，人们没有理由会对知识中央存储器的想法感到惊诧，借助这一存储器人们都与大型在线智能生活联系在一起。
我并无意为目前大学本科教育的形式辩护，并且我已经表达了我对其在社会别处的作用抱有偏见。13但是学习政治史能够知晓，权力是通过消除权威的中间结构予以巩固的，往往是打着从这些权威中解放出来的旗号。托克维尔在他的《旧制度和大革命》（The Ancien Régime and the Revolution）一书中，叙述了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这一过程。他阐明了“绝对权力”并不是一个古老的概念，18世纪创造出该词是因为君主对社会的“独立命令”衰落了，出现了专业行会和大学等自治团体。革命者从君主政体那里继承了集权化，为自由提供担保，反对一切中间形式的社会权威。实现完全自由的理想需要建立集权，现在是以人民的名义建立集权。今天，正是谷歌引领的破坏者先驱使我们不再狭隘。如果波兰尼所认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的培养方式是正确的，那么从认知和政治两个角度来说，都不该削弱地方权威和老师的力量，也不该磨灭蕴含“个人知识”的传统。
对他人权威不妥协，这一点似乎是启蒙运动留下的传统。在硅谷与高校的蜜月期，前景一片光明，振奋人心。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人类的气息可能会完全移除。如果既没有气息，又无法触摸，真正起作用的权威必定是理性本身！对于高校而言，除了商业吸引力之外，机械化的指令之所以吸引人还因为它符合我们自己承担认知责任的理想。
我们很快会发现，这种自我负责的渴望与一些人类的基本事实相悖，尤其是错误地认识了他人在塑造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时所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