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看过三个玻璃制作工人一起工作。彼得·霍克（Peter Houk）是麻省理工学院玻璃实验室的主管，也是全美顶尖的玻璃吹制工之一。埃里克·德曼（Erik Demain）是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的教授；他的父亲马丁·德曼（Martin Demain）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驻校艺术家，他与他的儿子合著了100篇科学论文。他们三人每周聚在一起几次，制作玻璃。一开始他们似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的，然后逐渐有了明确的目的性，也更耗费时间，以至于占据了他们学术研究的时间。现在，他们已经进入了另一种状态，为玻璃制作本身而合作。如此一来，他们自觉地参与到这项古老的艺术中来。玻璃制作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埃及法老时期。
我看过他们设计并制作的一根手杖，像拐杖或理发店的条纹柱，长约5米，从熔制不同颜色的玻璃液开始。他们首先在计算机上设计了它的截面。凭借丰富的经验，他们能够预见扭曲、拉伸过程中截面的转变。同样地，他们也能反过来从手杖的预想效果倒推何种截面能够经过扭曲、拉伸形成这样的效果，这就是数学家所说的螺旋变换（screw transform）。他们设计了一个计算机程序，以更好地展现这一过程，也能帮助初学者在设计过程中看清楚完整的效果。
在这里，首先映入你眼帘的就是玻璃液纯净的美丽。温度和化学过程的不同决定了颜色的差异。玻璃液滴周围的空气好像也变得清澈透明，带着热浪微微发亮，逐渐散开。
彼得、埃里克和马丁一起从玻璃熔炉中取出不同尺寸和形状的玻璃液滴。玻璃液滴因为热质量不同，内部呈现不可思议的热梯度。他们频繁地将其放入熔炉炉口中，以维持玻璃液滴的流动性和熔融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时机。有时，他们会将一端浸入水中，冷却一部分表面，或者用丙烷对表面进行加热。彼得·霍克在邮件中曾写道，在复杂的工艺制作中，一定要密切注意进展，团队要适时改变方向，而且通常要十分迅速。沟通十分重要，有时候行动的速度甚至需要比口头交流更快。
玻璃制作的过程十分紧凑，但是三人不慌不忙。他们步调一致地在工作坊里移动，出奇地冷静，这的确令人吃惊。霍克认为这种合作模式是他最希望教给麻省理工学院学生的东西。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总想要将过程缩减为一组公式，描述热传递、黏性等。但是玻璃液在塑形过程中的下垂、旋转、凝固必须从杆子的一端去感知。霍克说，你不能真正看到在你操作计划之下的热传递，只有通过真正操作，玻璃才能展现它目前的状态以及可能的变化轨迹。
对于复杂的玻璃制品，完成这些操作不止需要一双手，每双手都要就自己负责的部分根据目前状态进行调整，也需要关注在合作者手中正在成形的部分。
总的来说，霍克是这个团队的“队长”：他是团队的领导，总览全局，负责与助手进行沟通。他自己和他手头上的作品就是注意力的中心。在这一位置上，他就像在指挥群舞，必须具有高度适应性，像玻璃一样能够流动或熔化。他对我说：
不同的领导者有不同的风格，在开始制作前和在制作过程中与团队的口头交流有多有少。一些领导者，比如著名的威尼斯玻璃吹制工利诺·塔亚彼耶得拉（Lino Tagliapietra），工作全程几乎保持沉默。即便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会简单介绍如何开始着手，其余时间几乎不会说话。我看过他工作很多次，他的制作过程令我想起了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和他的乐队：不会提供过多的信息，然而以高度结构化的系统进行即兴演奏。利诺的助手必须能够通过非语言线索以及观察玻璃情况解读目前进展如何。这就是为何他的团队15年都未改变。威尼斯传统中，大师和他的第一、第二助手在整个职业生涯都相处在一起，这是非常典型的。看着这样一个团队一起工作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对玻璃进行即兴创作并非易事。如果没有预先的图稿，可能完全会被搞砸。玻璃液不是一种容忍度较高的材料，界限非常微妙。有些时候情况不妙，玻璃出现了突发状况，不同的领导者和团队如何应对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有的会继续，有的会砸了并把碎片丢弃。利诺曾对我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个好的玻璃吹制工，不是取决于他能创作出什么，而是取决于他能解决什么。
玻璃吹制工经过一系列操作后最终完成了作品，但这些操作并不能在事先就进行详细具体的说明。然而，最终的成品就是团队协作策略的记录，每一件都对应不同的操作过程。亲眼看过玻璃制作之后，我只能将霍克和德曼父子最终完成的手杖看作一种生态样本，它代表了被封存的共同注意力。
这种观点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的生态隐喻（ecological metaphor）会产生什么后果？我认为这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的能力从何而来，帮助扫除对教育的误解。这种误解深深植根于西方国家，当前处在特殊危险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