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人们见证了世纪审判。赫赫有名的水牛城鹰嘴队前跑卫辛普森被指控谋杀了他的前妻尼科尔·布朗·辛普森和她的朋友罗恩·戈德曼。刑事审判对辛普森做出了“无罪”裁决。一年后，民事审判做出裁决，辛普森因导致他的前妻及前妻朋友的异常死亡而被判“有罪”。
1994年6月13日，尼科尔·布朗·辛普森和罗恩·戈德曼被人以残忍的手段杀害。辛普森有家暴史。三个人——两名死者和辛普森——都相貌出众。在整个审判过程和媒体报道中，种族矛盾一直很大。辛普森是非裔美国人，尼科尔·布朗·辛普森和罗恩·戈德曼则是白人。辛普森被控多次刺中其前妻的颈部，其中一刀刺得很深，以致切断了尼科尔的颈静脉和颈动脉。
这起案件发生在布伦特伍德，属于洛杉矶圣塔莫尼卡区。辛普森及其前妻都住在这个地区，辛普森的住所是一幢宽敞的豪宅，而他前妻的住所则比较简陋。布伦特伍德是一个高档住宅区，居民大多是白人。但审判定在洛杉矶市中心进行，那里的居民大多是黑人，也不那么富裕。这样的决定通常会改变陪审团的人员组成。1995年10月3日，在长达9个月、涉及4.5万页证据的作证程序完成后，陪审团在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里就结束了审议，并对辛普森做出“无罪”判决。观察人士有的欢欣鼓舞，有的失望沮丧。许多人认为——直到今天仍然认为——辛普森被判无罪释放主要是因为审判是在洛杉矶市中心而不是在圣塔莫尼卡区进行的。他们认为种族偏见是导致这个判决结果的核心因素。
大多数人认为，种族因素在判决中起了重要作用，并不是说陪审团带有赤裸裸的偏见，而是说他们会从种族的视角解释证据。一年半的时间之后，面对同样的证据，异常死亡民事案件陪审团通过不同的司法程序，对辛普森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决。
民事审判是在案件发生地圣塔莫尼卡进行的。1997年4月4日，经过3个月的审判和17个小时的审议，法官宣布了结果，判决辛普森有罪。陪审团裁定戈德曼一家获得850万美元的赔偿金，布朗和戈德曼两家共计获得2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辛普森发誓，这些赔偿金他一分钱也不会支付。他搬到了佛罗里达州，他每月从养老基金领取的2万美元收入受到法律保护。通过这种方式，辛普森成功逃避了赔偿。
这两起审判存在若干不同之处，例如，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要求的举证责任不同。但是，大多数分析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审判地的重要性上。一个审判地有利于非裔美国人陪审员，另一个审判地则有利于白人陪审员。刑事审判的12名陪审员中有9个黑人、1个拉美裔美国人、1个白人，还有1个是半印第安人半白人血统。而民事审判陪审团是由9个白人、1个亚裔美国人、1个拉美裔美国人，还有1个黑人和亚洲人的后裔组成。主要由黑人组成的陪审团在第一次审判中宣布辛普森无罪，而主要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在第二次审判中宣布辛普森有罪。大多数人认为这两次判决的结果之所以不同，种族因素是一个重要原因，白人和黑人都偏向自己的种族。
哪个陪审团的裁决是正确呢？或许它们的决策过程都不尽如人意。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人们喜欢那些与自己相似和属于同一类别的人。事实上，仅仅因为被贴上了同一个标签，即使这是一个随意的标签，也足以形成研究人员所谓的内群体偏爱（ingroupfavoritism），即对拥有相同身份要素的那些人的偏爱。相较于其他群体的成员，我们更偏向自己群体的成员，即使这个群体只是一个标签。例如，如果我们把一些人带进实验室，然后将他们随机分成“蓝色组”和“绿色组”，尽管这只是人为的分组，我们也会发现他们偏向同组成员。
在辛普森案的审判中，有的陪审员可能是直接根据种族因素投票的，但他们更有可能是基于对相似种族的同情投票的。陪审员可能是从他们的共同经历的角度来解释证据的，包括认为警方有捏造证据的嫌疑。
大多数人认为，两次审判的陪审团中各有一个种族占大多数，直接造成了他们支持或反对辛普森的倾向性。也就是说，两个陪审团都带有偏见。许多人认为多样性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陪审团的成员更具多样性——种族间更加平衡，他们的审议就会少一些偏见。如果种族偏见受到抑制，决策过程就会更佳。
某个种族占据多数是否会导致决策过程存在偏见还有待讨论，但人们显然认为这就是事实，而且他们对种族偏见的这种认知会导致某些后果。迈阿密市民仍然记得，1980年4名白人警察打死黑人保险推销员亚瑟·麦克达菲（ArthurMcDuffie）却被判无罪的那起案件。麦克达菲因为闯红灯而被警察追捕。新闻报道称：“他被12名警察群殴，昏迷后不治身亡。”这件事本来就引发了众怒，以至于在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宣布4名警察无罪后，民怨沸腾了。据说，随后三天的暴乱导致18人死亡、350人受伤，并造成了超过1亿美元的损失。
2014年8月9日，密苏里州弗格森市爆发了数天的暴动，原因是年轻黑人迈克尔·布朗（MichaelBrown）被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Darren Wilson）枪杀。最初的报道莫衷一是，但一些目击者称布朗没有携带武器，并向警方举起双手投降。人们不仅为此抗议，还采取了持续数周的骚乱和破坏行为。大陪审团被迅速组建起来，并于2014年11月24日做出了裁决。大陪审团判定该事件“缺乏起诉价值，应予销案”，并决定不起诉达伦·威尔逊。这个裁决引发了进一步的抗议和骚乱活动。
我不准备评判这些决策的对错，也不管它们是否带有种族偏见，我只想告诉大家，对于种族偏见人们存在一种认知，而这种认知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当类别和投票结果表现出某种巧合——例如，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裁定杀死了一个黑人的白人被告无罪，就像发生在迈阿密的那起案件一样；或者主要由黑人组成的陪审团裁定辛普森无罪，而主要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则裁定辛普森谋杀罪名成立——时，就有可能导致人们产生这种认知偏见。如果我们确保群体或陪审团具有多样性，会有什么不同呢？
多样性可能会改进人们对达成正确决策的认知，但它真的可以改进决策过程吗？它能纠正偏见吗？那些主张多样性的人，常常把它看作一种能提供不同观点的途径，并认为它可以纠正偏见。关于第一点，人口多样性并不能保证观点的多样性。事实上，群体包括男性和女性，是不同种族和民族的混合体，其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水平不同，诸如此类的多样性并不能保证观点或看法的异质性。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经常在课堂上展示小布什（GeorgeW.Bush）和巴拉克·奥巴马的内阁成员照片。两个内阁都具有多样性的人口学特征：有男有女，来自不同的民族和种族，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年龄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性。说句题外话，我倒是注意到他们的服装风格和颜色区别不大。对男性而言，蓝色西装显得严谨稳重，尽管所搭配领带的颜色略有变化。我几乎可以确定，这两届政府的内阁成员在政治倾向或政策观点上没有太大不同。他们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们忠于总统，与总统的未来愿景一致。
另一方面，人口统计学分类的同质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观点的同质化。不是所有白人都会判辛普森有罪，也不是所有非裔美国人都会判他无罪。不是所有非裔美国人都会起诉达伦·威尔逊。不过，大多数人认为，种族与倾向性或偏见有关。认为黑人比白人更有可能怀疑警察伪造证据（比如带血的手套）或更有可能“合理地怀疑”黑人（比如辛普森）的罪名不成立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许多人认为，多样性有利于两个陪审团在种族与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取得平衡，增加辩论，从而改进决策过程。多样性几乎肯定可以改进人们对公平判决的认识，但认为类别的多样性确实可以改进决策质量的观点并没有得到证实。
考虑到类别多样性和观点多样性之间存在这一重要的区别，关于人口多样性与群体绩效或决策质量之间的联系的研究，得出不一致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许多具有类别多样性的团队没有形成多样性的观点。有些团队的观点具有多样性，但团队成员又不愿意发表意见。这些研究表明，人口统计学类别的多样化组合可能会改善群体决策，但也有可能效果不大。在某些情况下，多样性可能会产生其他影响，其中一些还被视为负面影响。
研究表明，人口学特征的多样性会降低士气和凝聚力，这是许多组织都在试图避免的情况。它还会降低满意度，甚至增加员工流失率。大量证据表明相似性往往意味着惺惺相惜、高涨的士气和亲密的友谊，而人口学特征的多样性则往往是一种挑战，它会造成“我们—他们”的分割，还会让交流变得更困难，至少会变得更复杂。
大家可能认为，某些类别的多样性比其他类别的多样性更有益。对团队绩效而言，性别多样性是否比年龄多样性更有价值呢？同样，大量研究甚至是调查数据的元分析，绘制出一幅令人失望的图景。它们的结论是，“易于观察属性的多样性及与工作相关的基本属性的多样性，与群体绩效之间都没有可靠的联系。”注意，该结论使用了“可靠”这个词，也就是说，一些研究的确表明某些类别的多样性与群体绩效或好的决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还有一些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或没有相关性。在特定情况下，我们有可能发现强烈的影响，但一般情况下，人口学特征的多样性对于决策质量或团队绩效的价值是大小不一的。因此，如果我们期望人口学特征的多样性对决策质量或团队士气产生持续的有利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最终得到的就是一个“虚假承诺”。
我认为，要发挥多样性对决策的益处，关键在于它能否真正地给决策过程带来不同的观点。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凯瑟琳·威廉姆斯（KatherineWilliams）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查尔斯·奥赖利（Charles O’Reilly）各自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多样性的增加是否真能增加有利于解决问题的观点和信息？”只是类别上有所增加，无法直接产生这样的好处。小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的内阁都具有多样性，但他们都不是“竞争性团队”（teamof rivals）。两位总统都没有招募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出任内阁成员。恰恰相反，他们搜寻的都是具有合适的人口学特征的人，基本意识形态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