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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心理上的渴望，有助于进一步解释为什么选民不愿意抛弃尼克松，这与我们对待改变的态度有关。一般来说，我们不喜欢改变，因为它会颠覆我们认为世界具有可预测性的期望。我们的心理健康依赖什么呢？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和我们想象的差不多。我们希望世界能证实我们的假设。
正如我们早前了解的那样，我们不可能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如果必须那样的话，我们会疯掉的。幸运的是，大部分时间我们不必那样做。还记得我们在有关轻信的讨论中的发现吧。轻信之所以能奏效，是因为这个世界大多时候是可以预测的。当我们打开灯的开关时，灯就会亮。当我们按下电梯按钮时，电梯就会到达。或者，举个有关狩猎者的例子：听到附近灌木丛中沙沙作响的声音，他们可能会觉得有只动物藏在其中。我们无须质疑一切。在大多数情况下，事情都是按照我们的预期进行的，但事实不只这些。事实是，我们需要这个世界按照我们预期的那样运作。我们需要可预测性，以便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切不寻常的事情上。
在“水门事件”之后，什么对尼克松的支持者更有吸引力呢？是应该抛弃他还是应该继续支持他呢？站在尼克松这边不是很明显的选择吗？如果改变是可怕的，那就是默认的立场。在尼克松和麦戈文之间，麦戈文更认同改变。即使是这位民粹主义者也发出了强烈的呼吁“回家吧，美国”，选民以为他们已经回家了，和尼克松一起。尼克松代表的是现状，而麦戈文则与60年代的动乱有关，无论这样说是否公平。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选民的默认选择偏向于现状，这也是为什么选民更偏向于选择在任者。不仅仅是选民对在任者名字的识别给了在任者优势，而且选民和在任者在一起会感到更加安逸。而一个新出现的人物可能会让选民感到危险。
可预测性使我们安心。在石器时代（这是一个关键时代，因为当时心理学的发展处于最底层），我们的心中建立了可预测性期望。数百万年来，生活日复一日地遵循着相同的模式。一切都在往复循环，就像社会学家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在其著作中强调的那样。太阳清晨升起，傍晚落下，日复一日。冬去春来，年复一年。日历、天气、季节、深思，一切都是循环的。生活的特征就是千篇一律。所有事情都是可预测的。
然而，现代世界并非如此。太阳仍旧东升西落，但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最近的变化太快了，我们竟然没有集体崩溃，真是太神奇了。我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可能是因为经历了几百年，我们已经习惯了快速的变化。虽然我们的大脑还没有进化到适应现代世界生活的速度，或者说至少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点，而我们的文化已经这样发展了，我们却发现很难适应。想想美国社会在美国革命之后经历了什么——人们开始酗酒狂欢。根据历史学家威廉·罗雷鲍（William Rorabaugh）的研究，在宪法通过后的30年里，美国人饮酒量剧增，是爱尔兰人饮酒量的两倍。他称，在整个西方世界中，只有瑞典人喝酒最多。
这也难怪了。美国革命到底对美国人做了什么？它颠覆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革命之前是谁在统治社会？据历史学家大卫·哈克特·菲什尔（David Hackett Fischer）说，是年长者。这解释得通。在一个以历史周期为标志的世界中，谁更有能力去帮助一个社区安全度过暗礁？就是在这个相同的循环中生活过的人：年长者。在革命之后，谁突然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年轻人。年长者的指挥似乎不再是不言而喻或普遍适用的了。如果历史不按照周期运行的话，年长者的经验便不再那么重要，甚至连穿衣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哈克特发现，在革命之前，年长者的穿着就是时尚。革命之后呢？现在人们都希望自己看上去年轻点儿。以前人们更想显得年长点儿，如今却只想显得年轻点儿。
但是，我们的本能并没有经历任何蜕变，我们仍然觉得改变令人不安，改变让我们觉得事情失控了。当改变带来负面结果时，我们会做些什么？我们会求助于阴谋论来帮助消除焦虑和困惑。这就是为什么《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这个把全世界的麻烦都归咎于犹太人的反犹主义小册子，在“一战”和俄国革命之际突然流行起来的原因。它为颠覆世界秩序的事件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我们总是本能地会被阴谋论吸引，无须任何人教我们。我们就是会这样。这是因为我们抵制会有坏事发生的想法，因为这破坏了我们渴望的可预测性。千百万人在1963年肯尼迪被刺身亡后是怎么说的？像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这样单独行动的失败者是绝不可能某天突然购买一把枪然后成功枪杀美国总统。大事件需要大原因。一些恶毒的阴谋一定正在进行，包括黑手党、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或者林登·约翰逊，甚至比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更重要的人。
回想过去让我们感觉很糟糕的大事件：“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卡特里娜”飓风。每一次，数百万的人都被阴谋论所吸引。选择走这条路通常是非理性的，一旦我们这样，一切就都可以解释得通了，因为我们解决了现有的知识和世界观的某种阴谋，而这些阴谋并非凭空冒出来的。因此，习惯在宗教教义中找寻答案的人们，认为上帝之手是灾难。右翼基督教领导者杰瑞·法威尔（Jerry Falwell）在“9·11”事件后说了什么？“支持堕胎的人必定会因此而受到惩罚，因为上帝不允许被嘲笑。如果我们伤害了4 000万名无辜婴儿，这会让上帝很抓狂的。”法威尔认为，上帝密谋反对我们，事实再清楚不过了。你惹恼了上帝，上帝就会反击你。
这本身并不是坏消息，它使我们疯狂地接受疯狂的理论。这是破坏我们宇宙秩序的坏消息。我们痛恨无序和不确定性。想想在“9·11”事件发生后的数月中，我们对乔治·W.布什的反应吧。他提供了什么？确定性。于是，数百万的美国人都支持他。在可怕的、悲伤的几个月中，乔治·W.布什一直都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的支持率都要高。
表7–2 乔治·W.布什的支持率
后来，也许事实证实乔治·W.布什是一个有缺点的领导者，但在那几个月他给了人们想要的和需要的东西，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生物学加强了我们对秩序的概念。想想我们的视觉系统是怎样运作的吧。我们认为，愿景是客观的，但其实它是主观的。事实上，我们眼见的不一定是我们想看到的。我们的大脑不是拍摄纪录片，它是英国著名悬疑片大师希区柯克（Hitchcock）的拍摄手法：拍摄电影时用成千上万个包裹的视觉信息来组装电影。神经学家约翰·梅迪纳（John Medina）说，这些包裹真是“具体得可笑”。以40度的垂直线捡起一个包裹，以43度的垂直线再捡起另一个包裹。我们认为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天衣无缝的电影，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制作粗滥的影片，通过各种剪切最后给我们造成一种假象，觉得这合理地反映了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但是，这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如果大脑向我们展示它正在拍摄的世界，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像毕加索的画作一样抽象的、不规则的电影。我们会看到电影的框架，而不是流动的电影。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会看见两个小黑点。因为视神经与眼睛后面的视网膜相连的地方会有一个盲点，每只眼睛都有一个盲点，但我们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存在。我们的大脑，作为导演，并不希望其电影被盲点破坏，所以大脑要把它们填满。当电影首映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我们可以轻易掌握的世界。
我们的大脑并不让我们看到导演的剪辑，因为它不起任何作用，会让人感到心烦意乱。我们的大脑不想让我们感到心烦意乱。它希望我们感觉一切都在控制中。所以，它尽可能地控制那些会让我们感觉不在自己控制之内的因素。它故意蒙蔽了我们的双眼。
当你想到这些，便会觉得很了不起。进化给了我们许多高效的工具，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我们以每秒24帧的速度看着这个3D（三维）的世界。我们可以辨别出120种不同的声音，无论是蜗牛静静沿着花园小径挪动的微弱声音，还是震耳欲聋的摇滚音乐会。我们可以闻到多达一万种不同的气味分子。我们的认知能力有了充分的发展，我们也明白了如何分裂原子，如何将人类送上月球。但是，如果真相一团糟的话，我们会回避它吗？对于真相，我们倾向于相信错误的阴谋论？情况似乎就是这样。我们就像是玛丽·泰勒·摩尔（Mary Tyler Moore）在令人难忘的电影《普通人》（Ordinary People ）中扮演的角色一样。我们希望自己的餐具能够完美地排成一列，我们讨厌混乱。
当我们去杂货店，沿着摆满燕麦的货架走的时候，我们面临着数以百计的选择。为什么我们常常选择名牌燕麦，即使有机燕麦可能价格更低且口感相同。社会学家说，这是因为我们喜欢不超过三种的选择。一旦超过那个数量，我们便会变得焦躁。这就是很多人去吃冻麦片和燕麦圈的原因：选择这些燕麦可以减少我们的焦虑，可以消除购物时的混乱。
我们对顺序的偏爱太过强烈，以致我们常常会选择习惯的品牌，而口味盲试也表明我们更愿意选择替代品。在盲试中，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相比，通常更受人欢迎，至少是吸引人的，但可口可乐远比百事可乐畅销，而且当受试者被告知他们喝的是百事可乐时，3/4的人都表示他们更喜欢可口可乐。
经济学家习惯认为，人类是理性动物，是为了自身利益而行动的。他们甚至给我们起了个名字，来反映人类这种所谓的很理性、效用最大化的本质：经济动物。我们的理性被夸大了，尤其是涉及政治的时候。世界是混乱的，但由于我们对秩序强烈的愿望，我们就能看到秩序。
现在应该清楚，公众在“水门事件”发生后的11个月的延迟反应，是不足为奇的。这是可以预测到的。选民的本能不是为了了解真相。事实上，他们希望尽可能地忽视真相。当真相让我们感到不安时，就像“水门事件”那样，我们就会采取忽视真相的办法。当真相让世界看起来无法预测时，情况尤为如此。真相越是难以理解，我们就越想忽视它。
还记得美国人对“9·11”事件的反应吗？他们无法忘记它，它几乎和袭击本身一样令人震惊。你的意思是说恐怖分子真的讨厌我们？美国人无法相信这一点。他们并没有面对这个事实，而是认为问题在于那些人不理解美国。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事实，但并非真正的事实，不是吗？很多示威者对美国有一种真正的不满。他们憎恨美国因为美国很强大，有时候不在乎其他国家人的生活。的确，很多人不理解美国人的动机和价值观，但就算理解也不会让他们冷静下来。他们疯了，但美国人无法忍受人们不喜欢自己的这个事实，所以误解了他们的愤怒，并以另外一种经典的偏差，即证实偏差总结说，他们毫无理由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