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用虚构故事来促进合作的，并非只有古代宗教。在更晚的时期，每个国家都创造了自己的民族神话，精心塑造出能够自我强化的种种信条。纳粹的政治宣传大师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可能是现代把这套媒体戏法耍得最有模有样的人，他用一句话就讲出了自己的诀窍：“谎话说一次仍然是谎话，但说一千次，就成了事实。”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里，希特勒也写道：“即便政治宣传手段再出色，如果没把一项基本原则牢记在心，也无法成功——宣传时必须只锁定几个重点，然后不断地一再重复。”就算是现代兜售假新闻的那些人，谁能说得比这更精辟呢？
苏联的政治宣传机器对真相的操弄也不在话下，大到整场战争，小到几张个人照片，历史都同样遭到重写。1936年6月29日，官方媒体《真理报》（Pravda）头版刊出一张照片，斯大林满脸微笑，抱着7岁的小女孩葛丽亚-玛克丽佐娃（Gelya Markizova）。这张照片成了斯大林主义的象征，将斯大林拥为国父，也大打“快乐的苏联童年”这个理想。全国各地印刷厂和工厂开始用这张照片制成数百万份的海报、雕塑和马赛克，从苏联的这头到那头都有相关展示品。当时，就像是所有俄罗斯东正教教堂 都要有圣母抱子像才算完整，所有苏联学校也都有斯大林爸爸抱着小葛丽亚的画像。
但很遗憾，在斯大林的帝国里，名声往往会带来灾难。不到一年，葛丽亚的父亲就被诬指为日本间谍、托派分子，遭捕下狱。他在1938年被处死，成为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几百万受害者之一。葛丽亚和母亲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母亲也很快就莫名过世。事已至此，但当时全国还是有数不清的画像，画着国父抱着“人民敌人”的女儿，到底该怎么办？那有什么问题。从那一刻起，葛丽亚-玛克丽佐娃就消失了。这个随处可见的“快乐苏联儿童”，身份变成来自塔吉克的13岁女孩玛穆拉卡-那坎葛娃（Mamlakat Nakhangova），因为在棉花田里辛勤采收而获颁列宁勋章（如果有人觉得画面里的女孩怎么看都不像13岁，可要知道，如果提出质疑，就等于是散布反革命的异端谣言）。
苏联政治宣传机器效率极高，对内成功掩盖灾祸，对外则粉饰太平。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西方的左翼记者和知识分子还将苏联誉为理想社会；但在当时，苏联正因斯大林造成的人为饥荒而饿殍遍野。而到了脸谱网和推特的时代，虽然有时候很难决定要相信哪方的说法，但至少不会再有某个政权能够瞒着世界将几百万人屠杀。
除了宗教和意识形态，就连一般企业也得编造故事、制造假新闻。仅是品牌塑造 ，常常就是把同一个虚假的故事说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民众信以为真。想到可口可乐 ，你的脑中浮现的是什么画面？是一群健康的年轻人一起快乐运动，还是一群超重的糖尿病患者躺在病床上？大口灌下可口可乐并不会让你变年轻，不会让你变健康，也不会让你变得像运动员一样，反而只会增加患上肥胖和糖尿病的概率。然而，可口可乐几十年来投入几十亿美元，把自己与年轻、健康和运动联系在一起，几十亿人潜意识里也就这么相信了。
事实上，智人从来就不是那么在意真相。很多人认为，如果某个宗教或意识形态扭曲现实，追随者迟早会发现，因为其他更在意事实的对手终将胜出。只不过，恐怕这也只是另一个安慰人的神话。在实际运作上，人类合作的力量取决于真相与虚构之间的微妙平衡。
过于扭曲现实，做起事来就会不切实际，于是力量会被削弱。例如，1905年，有一个叫作金吉卡提利（Kinjikitile Ngwale）的巫士，自称是蛇神洪果（Hongo）附身，要向德国东非殖民地的人民发出革命的信息：“团结起来，把德国人赶出去！”为了更加鼓动人心 ，金吉卡提利还为信众准备魔药，说能把迎面飞来的德国子弹都变成水（斯瓦希里语把水称为“maji”）。于是，“马及马及起义”（Maji Maji Rebellion）就此展开，最终却失败了。因为在战场上，德国的子弹并没有变成水，而是无情地打在起义者缺少防备的身上。而在此2000年前，犹太人反抗罗马的犹太大起义（Jewish Great Revolt）也是因为一心相信上帝会为犹太人而战，帮助他们击败看似无敌的罗马帝国。这次起义同样失败了，让耶路撒冷遭毁，犹太人四处流亡。
但是，如果不依靠某些神话，也就无法有效组织群众。只依靠现实，并不会有太多追随者。没有神话，虽然无法组织起马及马及起义和犹太大起义这些失败的行动，但也不可能组织起马赫迪（Mahdi）或马加比 （Maccabees）这些成功的起义。
事实上，如果讲到要团结人心，虚构的故事天生就比事实更具优势。如果想测试群众是否忠诚，与其要求他们相信某个事实，还不如要求他们相信某件荒谬的事。如果头头表示“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就算属下对他没半点儿忠诚，也会鼓掌同意；但如果头头表示“太阳从西边升起，从东边落下”，只有真正效忠的属下才会愿意鼓掌。同样，如果你所有的邻居都相信这个荒谬的故事，大概在危机来临时也能团结一致；如果他们只愿意相信确确实实的事实，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可能有人会提出异议，认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依靠协商达成共识也可以有效组织人力，而不一定非要通过虚构的故事或神话。比如在经济领域，虽然每个人都知道金钱和企业只是人为的产物，但它们让众人合作的力量却远超所有神祇或神圣的典籍。如果是某宗教典籍，真正相信这个宗教的信徒会说“我相信这本书是神圣的”；但如果是美元，真正相信美元的人只会说“我相信其他人相信美元是有价值的”。显然，美元虽然只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货币，但全球所有人都愿意接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人类不能放弃所有的神话和虚构故事，都用像美元这种协议而成的制度或体系来合作呢？
问题就在于，这些协议其实和虚构故事并没有多大差异。虽然宗教典籍和金钱乍看之下完全是两回事，但事实上概念却十分相似。大多数人看到美元钞票，并不会记得这只是一种人类协议而成的货币。虽然看到的只是一张绿色的纸、印着一个死去白人的头像，但他们觉得这张纸本身就有价值，而不会提醒自己“其实这只是一张没用的纸，只是因为别人觉得它有价值，所以我可以拿来用”。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扫描人脑，会发现如果人看到装满百元美钞的手提箱，大脑中兴奋起来的部分并不是负责“怀疑”的区块（“只是别人认为这很有价值”），而是负责“贪婪”的区块（“我想要这个手提箱”）。如果是宗教典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也是先长期接触那些认为《圣经》《吠陀经》《摩门经》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徒，自己才开始认为这些典籍确实神圣。所以，我们学会尊重宗教典籍的方式，其实与我们学会尊重钞票的方式完全相同。
这样说来，实际上“知道某事物只是人类制度”和“相信某事物本身有价值”之间并没有严格区别。很多时候，人类对于这些区别就是不太在意，或十分健忘。例如，如果我们坐下来好好进行深入的哲学讨论，几乎每个人都会同意“公司”的概念也是人类创造的虚构故事。像微软这家公司之所以成为公司，并不在于它拥有的建筑、雇用的员工或服务的股东，而在于由立法者和律师所编织而成的错综复杂的法律概念。但在99%的时间，我们并不会进行深入的哲学讨论，觉得一家公司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体，就像一只老虎或一个人一样。
模糊虚拟和现实的界线，有助于达到许多目的，从单纯的好玩儿到严肃的生存都有可能。比如玩游戏或读小说，你至少得有一段时间先放下现实。要享受踢足球，就得接受比赛规则，至少在90分钟之内先忘记足球赛只是一项人类发明，否则，22个人莫名其妙追着一个球跑，岂不太荒谬？足球赛一开始可能只是一项消遣，但后来越变越严肃，这一点只要问问英国的足球流氓或阿根廷国家队 的球迷就知道了。足球也有助于建立个人身份认同、巩固大规模的社群，甚至成为使用暴力的原因。国家和宗教，可以说就像是打了类固醇的足球俱乐部。
人类就是有这种了不起的能力，能够同时既“知道”又“不知道”。或者说得更精确些，人类如果真的好好思考，就能知道一些事情；但大多数时候，人类就是没去想，所以也就不知道这些事。比如只要你专心思考一下，就会发现钱是虚构的，但通常你没去专心思考。当被问到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足球只是一项人类发明，但比赛踢得正热火朝天的时候，谁又在意足球是什么呢？只要花点儿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就会发现国家也是精心制作的故事，但战火正炽的时候，谁又有这种精力和时间深思我们为之付出生命的国家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你追求的是终极的真相或真理，就会意识到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也是一个神话，但我们有多少时候需要终极的真相或真理呢？
真相和权力，这两者虽然可以携手共度一小段时光，但迟早得分开。如果想要权力，到了某个阶段之后就得开始传播虚构的故事；如果想要看清世界的真相，到了某个阶段之后就只能放弃对权力的追寻，因为你得承认某些真相（例如自己手中权力的来源），而真相可能会让盟友愤怒，让追随者伤心，让社会和谐受到破坏。在真相与权力之间有一道鸿沟，这点实在算不上什么秘密。想看出这点，只要找一个典型的美国WASP（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问问他对种族的看法；找一个主流以色列人，问问他对于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看法；或者找个普通的小伙子，问问他对于父权的看法，就很清楚了。
人类历史上，学者总会碰上这个问题：自己究竟是为当权者服务，还是为真相服务？学者的目标，究竟是要让所有人相信同一套故事而团结起来，还是让所有人知道真相，就算因此成为一盘散沙也在所不惜？到目前为止，那些既有学术派头，手中又握有重要权力的人（如基督教的神职人员），都是先注重团结，后讲究真相。也正是因此，才让他们权威赫赫。
对人类这个物种来说，喜欢权力过于真相。我们把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拿来努力控制世界，而非努力理解世界；而且就算我们努力理解世界，通常也是为了事后更容易地控制世界。所以，如果你理想中的社会是以真相为上，无视各种虚构的神话，智人社群大概只会让你大失所望，还不如去黑猩猩社群碰碰运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