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生有意义、让人有身份认同的故事，虽然都是虚构的，但人类还是得相信这些故事。那么，怎样才能让人感觉故事是真的呢？我们已经知道人类想要相信故事的原因，现在我们得讨论一下让人相信故事的方法。早在几千年前，祭司和巫师就已经找到了答案：靠各种仪式。“仪式”是一种神奇的行为，能让抽象变得具体、虚构变得真实。至于仪式的精髓，可以说就在于它的咒语，中文念“天灵灵、地灵灵”，在西方则念“Hocus pocus”，似乎念了咒语，就能让A变成B。
想让基督在信众的眼中变得真实吗？在弥撒仪式中，神父拿起一块面包和一杯葡萄酒，说面包是基督的肉，葡萄酒是基督的血，吃着面包、喝着葡萄酒，就是让信众与基督共融。基督都能在口中尝到了，哪有比这更真实的呢？传统上，神父是用拉丁文做出这些大胆宣示的，而拉丁文正是宗教、法律、各种人生秘密所使用的语言。农民群聚、露出着迷的眼神，神父再高高举起一块面包，大声说道：“Hoc est corpus!”（这是耶稣的身体！）理论上这面包就成了基督的肉。这群不懂拉丁文的农民把“Hoc est corpus”误听成“Hocus pocus”！结果就这样流传下来，在西方成了一句强大的咒语，可以把青蛙变成王子，把南瓜变成马车。
早在基督教诞生的千年之前，古代印度 教也用过同样的技巧。《广林奥义书》（Brihadaranyaka Upanishad）曾把献祭一匹马的过程，解释成整个宇宙形成的故事。这里一样是遵照着“天灵灵，地灵灵，让A变成B”的架构，说道：“马头为黎明，眼睛为太阳，生命力为空气，张开的口为内火（Vaisvanara），马身为一年……四肢为季节，关节为月份和两周，马蹄为日夜，马骨为星星，血肉为云朵……哈欠为闪电，抖动为雷鸣，排尿为下雨，嘶鸣为声音。”就这样，一匹可怜的马就成了宇宙。
几乎任何事都能化为仪式，不论是点蜡烛、摇手铃或数珠子，任何再普通的动作，都能带来深刻的宗教意义。身体动作也是如此，比如鞠躬、匍匐或双手合十，都各有意义。而从锡克教的头巾到穆斯林的头巾，各种形式的头饰所承载的丰富意义在信众中引发的狂热持续了几个世纪。
就连食物所代表的精神意义也可能远超其营养价值，比如复活节彩蛋象征新的生命与基督复活，犹太人在逾越节吃的苦菜和无酵饼，纪念的则是他们在埃及所受的奴役以及神将他们救出埃及。在这个世界上，几乎任何一道菜都有某种象征意义。比如在新年，虔诚的犹太人会吃蜂蜜，这样才会有甜蜜的一年；吃鱼头，才会像鱼一样多子多孙而且勇敢前进；吃石榴，让善行如石榴籽般繁荣兴盛。
政治上也会利用各种仪式。几千年来，王冠、王座和令牌代表着王国和帝国，许多残酷的战争就是为了争夺“王位”或“王冠”，让几百万人为之丧命。皇家宫廷发展出各种极度详密的规则礼节，与最细致讲究的宗教仪式不相上下。而讲到军事，纪律和仪式的关系密不可分，从古罗马到如今，士兵花上无数小时，练习着行进，敬礼，把靴子擦得锃亮。拿破仑有句名言，说他只要用一个勋章，就能让士兵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
而讲到仪式的重要性，或许最懂这件事的就是孔子了。对孔子来说，尊礼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关键。诸如《礼记》《周礼》《仪礼》等儒家经典，记载了各种国事场合需要怎样的仪式，甚至连礼器的数量、乐器的种类、礼服的颜色，诸多规范巨细无遗。而每当国家遭遇危机，儒家很快就会认为必定是哪里失了礼，就好像在打了一场败仗之后，长官认为败因在于士兵没有把靴子擦干净。
在现代西方，儒家对礼仪的执迷往往被认为是浅薄的和过时的，但事实上，由此或许正可看出孔子对人性有着怎样深刻和永恒的理解。儒家之所以能够从中国流传到韩国、越南和日本，并且形成源远流长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或许并非偶然。如果想知道生命的终极真相，礼仪和仪式会是个巨大的障碍。但如果你想知道的是如何达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就像孔子那样），真相往往只是一种负担，而礼仪和仪式反而是你最好的伙伴。
这件事情就算到了21世纪，重要性还是像在古代中国一样重要。就算到了现代工业世界，种种咒语的力量仍然很强大。就算到了2018年，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两根木棍钉在一起就成了上帝，墙上一张五颜六色的海报就成了革命，而在风中飘扬的一块布就成了国家。你当然不可能看到或听到法国，因为法国只存在于人的想象当中，但你确实可以看到三色旗，听到《马赛曲》。于是，靠着挥舞国旗，咏唱国歌，国家就从一个抽象的故事变得现实且一触可及。
几千年前，虔诚的印度教教徒会用宝贵的马献祭；而今天，印度人会制作昂贵的国旗。印度国旗在当地被称为“Tiranga”（三色旗），由橙、白、绿三色条纹组成。印度2002年的《国旗法》规定，印度国旗“代表着印度人民的希望和愿望，是国家自豪的象征。在过去50年，包括武装部队在内的一些人，曾无畏地牺牲性命，让三色旗继续光荣地飘扬”。《国旗法》接着引用印度第二任总统拉达克里希南 （Sarvepalli Radhakrishnan）的话解释道：
橙色代表献身与无私，我们的领导人必须不受物质利益诱惑，献身于工作；中间的白色代表光明，是指引我们行为的真理之路；绿色代表我们与土地的关系，也是与所有生命赖以为生的植物生命的关系。白色条纹的中间，则有阿育王 时代的法轮。所有在这个旗下工作的人，都应以真理与道德作为最高指导原则。
2017年，民族主义的印度政府在印巴边界的阿塔里（Attari）升起全世界最大的国旗，但想激发的情感不是献身，也不是无私，而是巴基斯坦的嫉妒。这面三色旗长36米、宽24米，飘扬在一根高110米的旗杆上（不知道弗洛伊德会有何感想）。就算是从巴基斯坦的大城市拉合尔（Lahore），也能看到这面国旗。但很不幸，强风一次又一次把这面国旗撕裂，而为了国家的骄傲，又得一次又一次地缝合，这给印度纳税人造成了庞大的负担。究竟为什么，印度政府要把资源拿来升起巨大的国旗，而不是在德里的贫民窟建造污水处理系统？原因就在于这面国旗可以让印度变得“真实”，而这是污水处理系统做不到的。
而且事实上，正是因为国旗所费不赀，反而让仪式更加有效。在所有的仪式中，献祭是最有力的一种，因为虽然世事百态，但痛苦这种感觉最为真实，无法忽视，不容怀疑。想让别人相信某个虚构的故事，就要引诱他们先为此做出牺牲。等到你因为某个故事而承受了痛苦，通常就足以让你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如果你之所以禁食，是因为上帝命令你这么做，那么这种再实际不过的饥饿感，会比任何雕像或画像更能让你感觉到上帝的存在。如果你为国征战而失去双腿，残肢和轮椅会比任何诗词或国歌更令你觉得国家是真实的。先别讲那么伟大的事，就算你只是决定选购某种质量较低的本国商品，而非质量较高的进口商品，也算得上是种小小的牺牲，让你在超市里感觉到自己的国家真是无比真实。
当然，这是一种逻辑谬误。就算你因为信仰上帝或相信国家的概念而受苦，并不能证明就真有上帝或真有国家。或许你只是因为自己太轻信谣言，所以得付出代价？但大多数人并不喜欢承认自己是傻瓜。所以，他们为某种信念牺牲越多，这种信念就会越强烈。这正是牺牲献祭这件事神奇的魔力。主持献祭的神职人员想让我们臣服于神威之下，并不需要给我们什么（无论是雨水、金钱，还是胜利），反而要从我们这里取走一些东西。只要我们被说服并做出某些痛苦的牺牲，我们就会被困在这个概念里。
牺牲的概念也适用于商业世界。就算你只花一万多块钱就买到一台二手的菲亚特汽车 ，可能还是会一直向身边的人抱怨这辆二手车问题多多。但如果你是花了好几百万买下一辆全新的法拉利，肯定会对车赞誉有加、四处宣扬，并不见得是真的因为车好，而是因为已经花了那么多钱，必须相信这是全世界最棒的车才行。就算是在爱情里，不管是罗密欧还是有着烦恼的少年维特，都知道如果没有牺牲就不是真爱。牺牲除了能让爱人相信你有多真情，还能让你自己相信自己真的在恋爱。你认为女性为什么想要对方为自己戴上钻戒？对方一旦做出如此巨大的经济牺牲，就得说服自己，这一切一定有价值、有意义。
“牺牲自我”这件事不仅对烈士有说服力，就连对旁观者也极具说服力。要不是有那些烈士和殉道者，大概没有多少神明、国家或革命能够得以维系。如果你打算质疑某个宗教戏码、民族主义神话或革命传奇，立刻就会招来责骂：“那么多值得尊敬的殉道者为此献出了生命！你敢说他们的死都没有意义？你以为这些英雄都是笨蛋吗？”
对于什叶派穆斯林 来说，最重要的节日是阿舒拉节（Ashura）；当时是“希吉拉”（Hijrah）事件后的58年、穆哈拉姆月（Muharram）的第10天，也就是公历680年的10月10日。那天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 （Karbala），邪恶篡位者叶齐德（Yazid）手下的士兵残杀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本?阿里（Husayn ibn Ali）等一行人。对于什叶派来说，侯赛因的殉难从此象征着善恶之间、正义与压迫之间永恒的争斗。正如基督徒会一再重演钉十字架的情节，模仿基督的殉难；什叶派也会一再上演阿舒拉节的情节，模仿侯赛因的殉难。在卡尔巴拉，侯赛因殉难处建了一个圣坛，每年都有数百万什叶派教徒前来。而在阿舒拉节当天，全球什叶派教徒都有哀悼仪式，有些时候还会用尖锐的武器鞭打或割伤自己。
然而，阿舒拉节的重要性并不局限于特定地点，也不局限于特定时间。伊朗前最高领导人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amenei）和许多什叶派领导人，都曾一再告诉追随者：“每天都是阿舒拉节，每地都是卡尔巴拉。”于是，侯赛因在卡尔巴拉的殉难开始让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任何事情都有了意义，即使再平凡无奇的决定，也可能会影响善恶在这个宇宙间的这场大争斗。如果你竟敢质疑这个故事，就会有人立刻提醒你在卡尔巴拉的事；至于去怀疑或嘲笑侯赛因的殉难，大概会是你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
又或者，如果烈士难寻、信众不愿牺牲自己，主持献祭的神职人员也可以接受让他们牺牲别人。譬如，你可以把一个人献给充满复仇之心的巴力（Ba’al）神；可以把一个异端分子绑在柱上点燃，以荣耀耶稣；把一个淫妇处死，因为这是神的旨意 。一旦你这么做，牺牲献祭这件事所发挥的魔力会稍有不同。先前，如果你因某个故事之名给自己造成痛苦，你的选择是：“我要么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要么就是个容易受骗的傻瓜。”但如果你是因某个故事之名给别人造成痛苦，你的选择则是：“我要么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要么就是个残忍无情的坏蛋。”而因为我们既不想承认自己是傻瓜，也不想承认自己是坏蛋，只好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
1839年3月，在伊朗的马什哈德 （Mashhad）市，一位犹太妇女患了皮肤病，一个江湖医生告诉她，解方就是杀一条狗，再用狗血洗手。马什哈德是个神圣的什叶派城市，而不巧那位妇女就是在神圣的阿舒拉节进行这项吓人的治疗。有些什叶派教徒看到了，相信（或声称相信）这位妇女之所以杀了这条狗，是在嘲讽卡尔巴拉殉难。发生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亵渎行径，消息很快传遍了马什哈德的大街小巷。在当地伊玛目的怂恿下，一群愤怒的暴徒冲入犹太区，焚烧犹太会堂，当场屠杀36名犹太人。至于所有幸存的马什哈德犹太人，只有两种选择：立刻改信伊斯兰教，或是被杀。虽然发生此等可耻之事，但是几乎无损马什哈德作为“伊朗圣城 ”的美名。
说到人类献祭，我们常常想到的是在迦南或阿兹特克的神庙里举行的诡异恐怖的仪式，而且一般认为在一神论 之后，就没有这种可怕的做法了。但实际上，一神论所引发的人类献祭，比起大多数多神论引发的规模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以神之名杀害的人数，远多于以巴力神或维齐洛波奇特利（Huitzilopochtli）[2]之名杀害的人。在西班牙征服者禁止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 所有人类献祭仪式的时候，宗主国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还在大批大批烧死异端分子。
牺牲的操作形式各异、规模大小不一，不一定都要有祭司挥着刀、现场血流成河。举例来说，在犹太教 安息日（Sabbath，意为“静止”或“休息”）这神圣的日子，不得劳动或旅行。安息日从星期五的日落开始，持续到星期六的日落结束，在此期间，正统派犹太教徒几乎不从事任何劳作，甚至从厕所的卷筒撕下卫生纸也不行。（关于这一点，有些最富学识的拉比已经有过一些讨论，结论认为撕卫生纸确实触犯了安息日的禁忌，因此虔诚的犹太人如果要在安息日擦屁股，可得先撕好卫生纸准备着。）
在以色列，虔诚的犹太人常常想逼迫世俗的犹太人甚至完全的无神论者一起遵守这些禁忌。由于正统派 通常在以色列政治中握有权力，所以多年来也成功通过许多法律，禁止在安息日从事各种活动。虽然他们无法禁止在安息日开私家车，却成功禁止了公共交通车辆上路。于是，这项遍及全国的宗教献祭仪式，主要冲击到的就是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特别是劳工阶层的民众，星期六是他们一周之内唯一可以自由旅行、拜访远方亲友和造访旅游景点的一天。如果是个有钱的祖母，要开着全新的车到另一个城镇探望孙辈并不成问题；但如果是个贫穷的祖母，没了公交车或火车，便寸步难行。
靠着这样为难千千万万个国民，各宗教团体得以证明并巩固它们对犹太教坚定不移的信仰。虽然没有流血，却仍旧牺牲了许多人的幸福。如果犹太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却让祖母无法探望孙辈、贫穷的学生无法去海滩玩，这就是一种残忍、一种无情。虽然如此，宗教团体仍然告诉世界，也告诉自己，说它们真的相信这套犹太教的故事。什么？它们怎么可能毫无理由、单纯以伤人为乐呢？
有了牺牲，不仅能增强你对故事的信心，还常常能替代你对它的所有其他义务。人类绝大多数伟大的故事，都规定了一些大多数人根本无法实现的理想。有多少基督徒真的能切实遵守十诫，从不说谎或贪恋别人的东西？又有多少佛教徒真能抵达“无我”的境界？
既然无法真正实现理想，人们只好用牺牲作为弥补。一个印度教徒可能逃税成性、偶尔嫖妓并且虐待年迈的双亲，但仍然自认为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因为他赞成在阿尤德亚（Ayodhya）将巴布里清真寺 （Babri Mosque）拆毁的举动，甚至还捐了钱，支持在原地盖起印度教的庙宇。一如古代，就算到了21世纪，人类追求意义的时候往往造成一连串的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