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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奇怪。如果你认为穷人很懒惰，然后你看见一项研究发现他们并不懒惰，他们只是缺少机会，你会放弃你认为穷人懒惰的基本假设吗？可能不会。你更有可能会想办法直接忽视这项研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看法反映了我们对世界运转的普遍看法。还有谁想反驳这一点呢？谁想改变我们关于理解世界的基础假设呢？没有人。反思假设很难，我们从丹尼尔·卡尼曼那里知道我们的大脑会尽可能地走捷径，因为正如他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的大脑很懒惰，宁愿不去思考。思考需要消耗认知能量。因此，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与我们的看法相左的发现时，我们宁愿放弃它，不去理会它的含义。什么？这项研究说穷人的问题是他们缺乏机会？
一旦我们了解世界的运作方式，我们就不想反复了解了。其实，我们的大脑并不是为了重复学习已知的事情而设计的。科学家几年前对猴子进行实验，60%的时候这些猴子朝不同的方向看，便奖励他们一杯果汁饮料。这些猴子的反应如何呢？一经训练，它们就不再朝同一个方向看了。它们坚信，这是经验告诉它们的。从这边看，而不是从那边看。当科学家监测猴子的大脑活动时，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一旦猴子明白朝某个方向看是有利的，它们的大脑活动实际上就停止了关于看哪边的思考。对它们的大脑而言，没有必要做出任何决定。经验证明，你应该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这是我们不情愿改变自己观点的一个主要因素。为什么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呢？我们的认知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做，这不是我们有意识的决定。我们的大脑在不知不觉中为我们做了决定。一旦我们做出某项决定，我们就倾向于坚持下去，并找方法证明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根据几项研究发现，在投票后问选民对他们支持的候选人的看法时，他们通常会比投票前更加确信候选人与他们期望的一样。
一旦选民决定尼克松应当连任，他们就不去想那种他不会连任的可能性了。选民不想再去审视已经做出的决定。但决定谁当总统是选民每4年最重要的政治决定吗？他们错了吗？这是一个大多数人都不会喜欢的结论。1972年的秋天，放弃尼克松就等于放弃了最基本的人生观。如果尼克松是错误的选择，那就说明很多其他的选择也可能是错的。也许尼克松的“越南化政策”是错的，也许他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开放是错的，也许他支持警察反对抗议者也是错的。但是，谁会重新考虑所有这些问题呢？
“水门事件”完全是关于尼克松滥用职权的事？但事实上不只那样。人们最终抛弃了他便是证据。很多人放弃了相关的政治立场。很多抛弃了尼克松的选民在很多与“水门事件”无关的事情（如堕胎和校车）上都“左倾”。举一个例子，超过一半支持尼克松的男性民主党人，由于1972年的“水门事件”决定放弃对尼克松的支持，转而支持堕胎政策。这有什么意义吗？当然没有。因为“水门事件”与堕胎政策毫无关系。
为什么这些选民会改变立场呢？是某种心理机制使得他们倾斜，尤其是当他们的信仰和行为发生冲突的时候。虽然他们常常持有自相矛盾的观点，但很明显的矛盾会使他们感到不舒服。就本质而言，选民不是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s）。他曾经在诗歌《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 ）中说：“我自相矛盾吗？好吧，那我就自相矛盾了。我很包容，怀有多种想法。”但是，大脑并不是这样运作的。人类的大脑并不喜欢认知不一致，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在20世纪50年代提到该现象时如是说。我们不想生活在矛盾中，而是想办法减少矛盾。我们愿意这样做吗？十分愿意。
费斯廷格在其有关认知不一致的标志性作品《当预言失败时》（When Prophecy Fails ）中讲述了一个非凡的故事。故事中，一位芝加哥家庭主妇变成了神秘人物，深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她预测一场大洪水将笼罩全球、终结人类。她声称，消息来自另一个星球。她说，除了她和她的追随者，所有人都会消失。如果通过飞碟将他们送往另一个星球克拉里恩的话，他们将获救。她的追随者们一边期待着世界末日的到来，一边变卖他们的财产、房子、家具，一点儿都不剩。然后天启降临了，那天是1954年12月31日。地球变成地狱，她和她的追随者们聚集在一起，等待着从地狱中解放出来。他们预料这一切会伴随着午夜时钟的敲响而发生。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也许上帝并不在中央标准时区上，所以他们继续等待。几分钟过去了，然后几小时过去了，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但这没有动摇他们对预言的信仰。他们意识到飞碟没有到来，洪水也没有到来时，他们得出了结论：自己拯救了世界。他们的这种信仰感动了上帝，以致上帝决定大发慈悲。他们拯救了人类。
从有利位置看，我们很容易把这些人看作是魔法思维可笑的信徒，但他们的这种想法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有可能有。我们愿意相信自己坚持的都是真的。这就是坚持性偏差下的行动。一旦选定了某种世界观，我们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如果被迫面对不变的事实，就像狂热的教徒被迫面对世界末日没有到来的事实一样，我们能够竭尽全力地为自己声辩，因为我们完全讨厌认知的不一致性。
尼克松本人也从这一机制中两次获益。1971年，他访问中国，震惊世界和他的支持者，因为他们已经习惯把尼克松看成一个意志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了。所以，听说中美建交这一惊人消息时他们做了什么呢？他的支持者以压倒性的支持率继续支持尼克松，并改变了对中国的立场。他们通过这种态度上的改变来减少认知的不一致性。这就是选民在领导者有所变化时通常采取的行为，这也是领导者之所以是领导者的原因。在大多数问题上，选民对他们领导者的忠诚要比对某一个问题的立场还要坚定。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大众政治民主的成员，人的本能实际上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行为。
很幸运的是，他们那样做了。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缺少这种认知一致性的基本需求会发生什么呢？每次领导者考虑到新现实，决定推动国家朝新的方向发展时，支持者会拒绝追随他们。支持者会坚持原来的立场。真是噩梦啊。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就很难进行领导了，政治将会停滞不前，民主会崩溃。我们永远逃不掉过去的死亡控制，我们会像塔列朗（Talleyrand）嘲笑的波旁王朝那样：什么也学不到，什么也忘不掉。
但是，认知不一致并不是大脑愚钝的滋补品。看看1972年发生的事情吧。“水门事件”发生后，尼克松的支持者再次面临矛盾。这次是他们信仰与事实的分歧。他们的信仰是“尼克松基本上是道德的”，而媒体报道的事实却表明，他可能没那么道德。为了解决矛盾，尼克松的支持者做了什么呢？他们忽视了“水门事件”。无视“水门事件”，便结束了不一致。在这个例子中，认知不一致的心理机制并没有给民主带来优势。相反，它破坏了民主，是一个不利条件。民主只在领导者被追究责任时才起作用，而选民愿意给尼克松一张免费通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