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解释了很多问题，因为乐观性偏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人，还影响政治人物，毕竟他们需要一定的睾丸素来实现成功。这有助于澄清约瑟夫·斯大林在听说希特勒违反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打算进攻苏联的警告后，采取了鸵鸟政策的谜团。沙洛特在她关于乐观研究的书里再次讲述了这个故事。很明显，希特勒打算做点儿类似的事情。在《我的奋斗》（MeinKampf ）一书中，希特勒曾公开写过要侵略苏联。15年后，在入侵的前几个月内，苏联特工一再警告斯大林他们发现了希特勒策划进攻苏联的证据。斯大林的私人特工利奥珀德·特雷佩尔（Leopold Trepper）伪装成一位欧洲商人，发现希特勒已经签署了同意进攻的文件。特雷佩尔在调度报告中将此消息报告给斯大林，给出了希特勒从法国和比利时撤出并即将派往东部前线的军队的确切数量。“我发送了拟议的进攻计划，并注明了原定日期，即5月15日，修改日期和最后日期。”特雷佩尔后来回忆，他的通信表示袭击将在1941年6月22日进行。另一名苏联特工告诉斯大林，希特勒已经在苏联边界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富兰克林·罗斯福通过大使向斯大林发出警告。那么袭击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1941年6月22日，正如特雷佩尔预测的那样。但是，斯大林不相信他所听到的，即使他一直都认为希特勒最终还是会攻击苏联的。
这真是太疯狂了，这也让斯大林和整个苏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对于和希特勒的战争，斯大林毫无准备，所以他不得不努力避免失败。在接下来的浴血奋战中，苏联有几百万人丧生，但斯大林对希特勒不会进攻的乐观态度和蒙蔽我们双眼的乐观主义一样不足为奇。我们都希望事情会有好的结局。想想我们患癌症的概率吧。你觉得很小吗？大多数美国人（超过60%）认为，他们和自己的家庭成员都不会“被诊断出像癌症那样的严重疾病”。然而事实上，50%的人都会得癌症。或者想想你离婚的概率吧。尽管离婚率高达40%之上，但很少有新婚夫妻相信他们的婚姻最终会以离婚收场。沙洛特指出，甚至离婚律师也低估了自己离婚的可能性，即使他们了解现实情况。
这可能没有看起来那么令人惊讶。我们天生倾向于相信坏事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即使在受试者被告知患癌症的风险有多高之后，他们还是认为个人患病的风险很低。沙洛特告诉我们，在得知事实之后，几乎没有人改变看法，很多证据表明，事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只有一个例外，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你是否认真，是否讨人喜欢，这些似乎都没什么影响。当一项研究问及学生他们的健康是否会受到酒后驾驶、吸烟或性的威胁时，除了极度焦虑的人以外，他们的性格类型没有影响他们的回应，因为极度焦虑的人表现出更多的悲观情绪。这项研究证实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其他人更容易因为风险行为患病。
其他研究发现，如果医生告诉病人通过手术他们会有80%的存活概率，那么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开刀。相反，如果医生告诉病人他们会有20%的死亡概率呢？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拒绝手术。当然，两种方式反映的是相同的概率，但当以乐观的态度来看待时，我们对问题的反应要好得多。80%的生存概率听起来要远比20%的死亡概率乐观。美国曾任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于1984年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接受提名的演讲中，他曾告诉美国人增加税收的计划，并在其回忆录中对该决定进行了辩护。他在莫司康展览中心富有激情地说：“让我们实话实说吧，里根会提高税收，我也会如此。只不过他不会告诉你们，而我刚刚告诉了你们。”他坚持说这是正确的决定，从政治角度也说得通，因为选民尊重政客告诉他们的真相。这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政治决定之一。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选民并不想知道真相。他们需要希望。如果真相剥夺了他们的希望，那么他们就会排斥真相。天生乐观的美国人有多少？80%，在最大的选区是这个数据。与乐观主义者的投票率相比，天主教教徒、妇女、黑种人的投票率全都相形见绌。难道蒙代尔真的看不出来吗？这就是坚持性偏差的一个典型例子。
在一个难以接受的真相和一个易于接受的乐观主义之间，我们更可能选择哪一个？是乐观主义。这点很难解释。在石器时代，生活往往很艰难，条件也很艰苦，所以让我们的生活继续向前的唯一方式就是否认事实。生存往往取决于狩猎者继续的能力。为了撑到春天，你必须先用各种你能想到的方式熬过冬天，如果你连方法都找不到的话，那就靠着希望活着吧。当狩猎者面临这种情况时，谁可以生存下来呢？乐观主义者，而大自然也会偏爱他们。因此，希望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但在现代，数百万人以复杂的方式在建设完好的机构中进行互动，这时，希望就不是正确的策略了，甚至连策略都算不上，而是放弃策略。这通常是应对疾病的药方，奥巴马政府在2013年秋季推出了未经提前测试的平价医疗法案网站时发现了这一点。在现代世界中，我们需要的是现实主义者，而不是乐观主义者。
一生的研究使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相信人类都不善于推理。他说，我们的偏差阻碍了我们的清晰思维，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另一位颇具天赋的社会学家杰德·吉杰恩扎尔（Gerd Gigerenzer）是卡尼曼的主要批评者，他发现很多偏差仍然有用，如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认知偏差。我们得感谢这些偏差让我们知道开普敦比利伯维尔和阿斯马拉的人口更多。你听说过开普敦，而没听说过阿斯马拉，所以你就认为开普敦的人口要更多一些。进化心理学家说，我们的偏差并非是“设计缺陷”，而是“区别性特征”。它们帮助人类（也就是我们以及我们的类人猿祖先）存活了数百万年。虽然我们的世界和石器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但也并非完全不同。我们常常面临类似的挑战。无论是以前陌生人出现在你的洞穴门口，还是今天陌生人出现在你的别墅门口，你都会警觉。
这将如何影响我们呢？你是否能够信任自己对政治的直觉？当然我一直想说服你们的是，大多数情况下没法信任。作为公民，我们需要做的太多了，而直觉又常常误导我们。想想认知偏差在政治领域的作用吧。选民们在填写选票时用认知偏差干什么呢？他们一般都把票投给那些他们认得名字的人。这有什么意义吗？那就是候选人可以在城市里和电视上都打上自己的名字，因为他为此筹集了一大笔钱。但这是否意味着你就应该给他投票呢？难道你不应该想想他是从哪里得到这笔用于广告宣传的费用吗？这些费用很有可能来自那些不把你的利益放在心上的特殊利益集团。
考虑到美国政治的现实情况，如果出于本能，选民怀有偏差的话，可能会过得更好。这将有助于平衡制度，反对那些以出卖原则来换取强大团体提名的候选者。你可能因为他是在任者而认出了名字，那么这是你支持他的好理由吗？如果你认为事情进展顺利，认为你的投票是你对现实状况的认可，那么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是，用这种方式很可能会使你支持那些不值得你投票的人。对在任者的全面支持必然会导致糟糕的选择。然而社会学家说，更糟糕的是，熟悉度会产生一种积极的感觉，就是我们高兴时的感觉。那么我们高兴时是什么感觉呢？我们会变得不那么善于分析。熟悉的姓名让我们降低警惕，更易于被人操纵。
证实偏差，和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其他类型的偏差一样，对我们挖掘事实的真相具有阻碍作用。正确的答案更有可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答案，而偏差可能会更倾向于那些令人易于接受的答案。此外，1940年伊利县民意调查表明，选民需要更多的信息。知道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破坏了热心公民的天真猜想。我们被告知，如果告诉选民事实，他们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他们通常不会那样。1972年秋，美国人完全拥有各种事实证明尼克松滥用职权，但这根本没有改变他们对尼克松的看法。11个月以来，他们一直坚定地支持他。一旦他们形成了关于他的看法，直到“水门事件”爆发，他们都拒绝改变看法，不承认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事实。真正重要的并非事实，只是他们的意见。这就是坚持性偏差的典型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