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射性偏差可以解释我们很多错误的外交弊病，如伊拉克战争等。决策者觉得打仗会让美国人被尊为民族解放者。我们发现，当别人帮我们推翻残忍的独裁者时，我们就会有这样的回应。如果是我们，我们就会心存感激，但这并不是伊拉克人民的反应。他们对美国人的干涉进行了报复。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美国人当时并不知道伊拉克人是如何想的。美国人并没有去找出伊拉克人的真实想法，而是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到伊拉克人身上。对此中央情报局称，“每个人都像我们一样思考”。换句话说，我们看别人就像看镜子中的自己一样。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分支机构在其出版的《情报分析心理学》（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 ）一书中曾对这种偏差提出特别警告（详细参见本书第四章），而且这种警告贯穿该书始终。读完你可能会想：“太好了！它说得太对了！”令人感到尤为欣慰的是前言部分，是由几位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联合撰写，其中包括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前言中称，中央情报局认为该研究的作者理查德·J.豪雅（Richards J. Heuer，曾在中央情报局任职约30年），是其重要人物之一。你会想：“中央情报局都开始关注了，美国不会再次重蹈投射性偏差的覆辙。”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好消息，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情报分析心理学》出版于1999年，也就是伊拉克战争爆发的4年前。
然而，他们还是没有理解。这就是我们试图得出的残酷结论，但这可能并不十分准确或十分公平。不用做很多，你就能够理解某种偏差。偏差就是这个样子的。它们在后台运行，潜伏在人的意识之外。正如我在前文指出的那样，丹尼尔·卡尼曼是第一个发现诸多偏差的人，他承认自己仍然会屈服于偏差。
为什么进化偏爱投射性偏差呢？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在石器时代，犯了错误而没有不良的后果。了解你的敌人总是有用的，镜像思维（即认为对手和自己想的一样）只有在敌人和自己想的不一样时才危险。在石器时代，爱狩猎的祖先会有多少次遇到与自己想法不同的狩猎者呢？也许不是很多次。祖先遇见的每个人可能都和他们有着相同的生活方式，面临着相似的困难。尤其是在语言产生之前，文化并不重要，所以很多时候镜像思维都是有效的。
也许所有偏差中最常见的应该是自利性偏差。当好事发生时，我们会邀功，但当坏事发生的时候呢？那就是别人错了。这个现象很好解释。进化操纵系统支持有利于自己的人。每个人最不想记起的是真相，这是我们经常犯的错误。从另一方面来说，别人做的事情往往就是正确的。可是谁想要听这些？
与此相关的一个偏差是优势偏差。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高于平均水平的。20世纪70年代的一项研究抓住了优势偏差的滑稽之处。研究发现，85%的美国人认为，和别人比，自己更擅长与人相处。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这从计算上讲是不太可能的。85%的人不敢相信他们排在前50位。但当你调查公众舆论时，你往往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当研究者询问人们认为自己的技能，包括领导力、驾驶能力等排在多少位时，结果往往都十分扭曲，令人觉得可笑。我们大多数人认为，我们比别人更能当好一名领导、一位司机，总之什么都比别人好。当大学教授被要求拿自己和其他教授相比时，超过80%的人说他们的能力更好。
计划谬误会影响每个人，无论是修建房子的房主，还是设计大型公共工程的政府官员。计划谬误简单表述，就是在计划阶段，人们往往会低估一项工程所需的时间和成本。我们常常犯这样的错误，而好莱坞注意到了这一点，为此专门制作了很多电影，如1948年的喜剧电影《燕雀香巢》（Mr. Blandings Builds His Dream House ）。该影片由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主演，故事刚开始时充满了希望，而结尾却像灾难一般，因为修建房屋的夫妻发现实际成本要远比他们预期的多得多。对于公共工程来说，没有出现计划谬误的只占少数。还记得“大挖掘”（Big Dig）吗？就是波士顿的大型高速公路及隧道网络。1982年刚开始计划时，预计成本是28亿美元，预计将在1998年完工。而在通货膨胀调整后，实际成本为80亿美元，几乎是原计划的3倍。不但如此，“大挖掘”在2007年也没有竣工，比原计划晚了整整9年。为什么我们在计划时常常会低估成本呢？为什么进化会偏向于有这种倾向的人们呢？这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生活中我们需要冒些风险。低估成本能够将这些风险最小化，并以此帮助我们应对这些风险。如果我们坚持真相的话，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去修建梦中的小屋或去实施一项大型高速公路工程。如果我对撰写此书需要付出的努力做一次现实的估计的话，那我可能从一开始就不会动笔。
自利性偏差、优势偏差和计划谬误三者有什么共同点呢？它们都以一种疯狂的乐观为基础。发生坏事儿都是别人的错？这就是自利性偏差的要领所在。这很疯狂，和大多数人相比，我们真的要更加优等？这从计算来讲是不可能的。当我们为一项工程做规划时，它会以预期成本完成吗？我们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
这些偏差表明我们生来就是乐观的，事实也的确如此。神经学家塔丽·沙洛特（Tali Sharot）说，我们当中有80%的人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不只是美国人，全世界的人都是如此。当他把受试者放进功能磁共振成像机时，她发现，当提出有关未来的问题时，受试者的大脑有两部分会兴奋起来。当人们感到乐观的时候，左侧额下回会被激活。当他们感到沮丧时，右侧额下回就会被激活。也就是说，好消息都存在左半脑，坏消息都存在右半脑。但哪一部分一次又一次地频繁活动呢？哪一部分更容易兴奋，并且强度更大呢？答案是左半脑。我们对好消息的反应要远比对坏消息的反应强烈。此外，我们抱的希望越大，睾丸素就会分泌得越多。而当我们知道事情那样时会发生什么，我们便表现出更多的动力。我们拥有的动力越多，在选定任务中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