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研究者发现我们的政治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基因的影响。虽然不存在什么自由派基因或者保守派基因，但我们的有些行为的确与基因相关。想要知道一个人是否会倾向于保守派？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他去教堂的频率。频率越高，他们就越倾向于保守派。通过去教堂的习惯，我们还能知道点儿什么呢？那就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习惯是遗传而来的。也就是说，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基因影响的，所以这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现在社会学家相信，我们的意识形态中有多达50%的部分是与基因有关的。研究发现，即使是我们的体味，也说明了这一点。研究者发现，那些和我们观点一致的人的体味会吸引我们。一些研究表明，最终区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是一个人接受改变的程度。普遍来说，自由派对新事物反应积极，而保守派却反应迟缓，将新事物视作潜在的威胁。这种对新事物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遗传的。之前我们认为政治信仰是以有意识的推理为基础的，这种假设与遗传学背道而驰。
此外，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完全无关的因素，如鲨鱼袭人和篮球赛等，都会影响投票行为。我们常常会担心煽动行为，但煽动行为通常都是非常明显的。微妙的框架效应，如体育事件等，虽不很明显，却可以产生决定性影响。近期的研究也表明，我们的态度具有可塑性，社会学家发现，他们可以改变我们对臭味剂的认知。闻到空气中有喷洒臭味剂的气味时（对，社会学家戴维·皮萨罗告诉我，真有一家专门生产臭味剂的公司），人们的想法就会变得消极。如果墙上挂着一瓶洗手液，那么周围的人就立马变得更讲卫生。
但这并不能说竞选活动就是无关紧要的，毕竟激发了选民对大选的兴趣。对伊利县的研究表明，28%的选民一开始说他们对大选不感兴趣，但最后他们饶有兴趣地参与投票。所以说，竞选活动还是很重要的，媒体也很重要。只是很少有选民会改变立场：在1940年的伊利县，只有8%的人曾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1940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从本质上说，我们并非公正的裁判员，我们只是粉丝而已。我们希望自己所在的一方获胜。当我们的观点得到赞成时我们欢欣雀跃；而当我们的观点遭到反对时我们便会发出嘘声。正如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观察到的那样，我们并不是真的希望真理占上风，我们只是希望自己认为的真理占上风。因为我们是为了获胜而生的，所以我们会收集任何可以帮助我们获胜的论点。所以最后，我们关心的便不再是事实的真相，而只是获胜而已。
法国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斯佩贝尔（Daniel Sperber）说，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怀有偏差，会更偏袒自己的观点（即“证实偏差”），而且相关的证据一点儿都不令人惊讶。同样，与该偏差相对的另一种偏差，即倾向于忽视那些可能毁坏我们观点的不证实偏差也同样如此。那么，到底是什么赢得了论点呢？研究表明，是固执。虽然这不一定正确，却可以为我们提供帮助。在争论中顶住各种挑战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你就很有可能让周围的人认同你的观点。总之，对压垮对方会很有效。
耶鲁大学社会学家丹·卡亨（Dan Kahan）的实验表明，在评价事物时，我们通常不会优先考虑事情的优点或者真相。事实上，我们靠的是本能。那我们的本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它通常是为自我服务的。比如，卡亨的研究表明，当一名企业行政总裁听说全球气候变暖时，他可能关注更多的是全球气候变暖背后的隐含意义而不是全球气候变暖这个事实。一听到“全球气候变暖”，他会想：这必然是个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一旦他这样想，就开始变得消极了。政府干预是面旗帜。这种心理游戏的结果，就是他还没来得及评估论点的优势就已经得出结论。一瞬间，他成了气候变化的否定者。这并不是因为他反对科学，而是因为他的大脑已经在问题和可能的解决办法之间建立了联系，而他又发现这种联系在政治争论中会给自己带来威胁。如果一位商人对气候变化嗤之以鼻，那么他真正所想的很可能不是气候变化，而是政府的规章制度。这就是为什么有关气候变化的讨论令人灰心。环境学家和商人经常相互交谈。环境学家对话的主题是科学，而商人讨论的内容则是政府的规章制度。
让自身利益影响自己政治观点的不仅仅是商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社会学家贾森·威登（Jason Weeden）和罗伯特·卡兹班（Robert Kurzban）近期出版了一本书。书中称，几乎我们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反映出了我们的自身利益。移民通常偏爱宽松的移民标准。非裔美国人一般都偏向于肯定性的行动计划。犹太人和无神论者一般都一致反对公立学校做祷告。他们说，这些绝非偶然。无论是否有证明文件，当国家接受移民时，移民肯定会从中获益。黑种人一般会从肯定性的行动计划中获益。当政府不再惩罚宗教活动时，犹太人和无神论者就会从中获益。为什么自由主义者都很看重个人选择呢？威登和卡兹班大胆假设，这是因为自由主义者在结婚前都有过多个性伴侣，因此他们并不反对计划生育、节育甚至堕胎。那些挥金如土的人，他们投票支持民主党是为了继续保留他们所喜欢的那种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戴戒者，即那些结婚很早、现在已儿女成群的人，投票抵制堕胎及其他觉得对自己生活方式具有威胁性的节育手段。他们何必在乎其他人是否有多位性伴侣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因为这减少了保持童贞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