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电子媒介损害智能，那么科学的质量应该直线下降才是。但是，新发现层出不穷，各种进步令人眼花缭乱。精神生活领域，比如哲学，历史学和文化批评主义，也都同样欣欣向荣。”57
2010年夏，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186]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写下了上述文字。要想找出全盘反对这个论断的科学家会很难，尽管每位科学家都可能提出某些浅显的观点：缺少资金、政府无能，媒介哗众取宠……但总起来说，这仍然是一个科学的伟大时代。
但是理论上（暂且这么说）好像不应该是。我们面对大量的数据不知所措，那些能够将劣质观点抵挡在外的过滤器也失灵了。曾经听不到看不到的分歧如今如此明显——不仅发生在拥有资质的科学家之间，也发生在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和未受过训练的门外汉之间。这对科学而言，应该是一个沮丧的时代。比起解决问题，这个时代更擅长搅乱问题，科学怎么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繁荣起来？
一个基本的答案是，网络重启了科学，揭示出旧的方法已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四分五裂。一言以蔽之：科学曾经是一种出版的类型，而现在则在变成一个网络。
查尔斯·达尔文的例子，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科学和出版之间曾经是如何纠缠不清不可分割。1836年，达尔文从“小猎犬号”航行归来，完成了将促成他进化论理论的观察。1838年，他对自己的理论有了清晰的想法。581842年，他用铅笔写下了35页的“骨架”，但是没有公开。1844年，他写了189页的手稿，没有公开，但是他指示妻子，如果他死了就将这些手稿出版。59接下来的15年，他研究了藤壶，出版了8本书，生了9个孩子，并且经常和同事通信往来讨论。他还开始了实验科学，比如测试蜗牛能够在鸭掌上寄附多久，以验证这是否能够解释它们的地理分布。60但是，他就是没有出版自己的进化论。
然后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7]给达尔文写了一封信。
华莱士是一名年轻的博物学家。他和其他探险家一起，在亚马逊河流域（Amazon）采集热带标本，但载着他4年全部工作成果的船在归途中沉没，他乘坐救生艇逃生。1857年，达尔文收到了华莱士的一封信，此后华莱士又寄给了达尔文一份20页的文稿，里面提出的理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基本相似。华莱士此前从没有见过达尔文，61但是他很敬佩达尔文的工作，也只是简单地想和他分享自己的观点。达尔文万分惊讶。他想成为最早提出这个理论的人，但是他也不想欺骗华莱士，或者更坏，让自己看起来是窃取了华莱士的观点。所以，在听取了两个最亲密同事的建议之后，1858年7月，伦敦林奈学会安排宣读了华莱士的一篇文章，以及达尔文的两篇文章。这两人都没有参会：华莱士当时身在新几内亚（New Guinea），而达尔文的小儿子刚刚夭折。62宣读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直到林奈学会在自己的杂志上出版了这些文稿，达尔文的论文才开始在科学家圈内引发了关注。受此鼓舞，达尔文带着孩子来到了怀特岛（the Isle of Wight），在那里经过13个月63的写作，完成了即将为科学带来一场革命的书：《物种起源》。
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这段故事，被后世以多种角度演绎。有时，这个故事被演绎成一个宽容社会公正对待年轻人的故事，华莱士得到了和达尔文近乎同样的声誉。有时，这个故事则强调个性对科学的影响。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即纸质出版模式是如何静静地塑造了科学。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涉及两个领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科学家在私人领域工作，也没有人要求他们必须提出假说。这个私人领域并不孤独：达尔文也会热情地和他人通信往来。但是要想进入科学的私人领域，你必须受到邀请。科学工作就是在这个领域内进行。
然后，当科学家评估认为自己的发现已经安全了，他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他就会请求将自己的工作发布在公共领域。让科学公共化的媒介，需要将思想呈现在纸上，好使它们难以更改。纸质中介因其昂贵，以及书架空间有限，要求出版商扮演专家过滤器的角色，因此能够赋予被公开的发现以权威性。如果没有出版物，科学就失去了在已知基础上去发展的能力，就会因此而走向终结。因此，科学的流程可以说是包含了科学家、假说、设备以及出版商：拿走其中任何一项元素，科学就无法以可辨识的形式存在。
但是出版并不仅仅是科学工作的最后一步。科学本身也因此打上了出版的特性。科学目的是尽可能地解决问题，部分是因为科学依赖的这个中介，一旦印刷到纸上就不可更改。作为一项事业，科学依赖的是个人观点，部分是因为出版模式使得决定性的归因成为可能。因为媒介的局限性，科学的普遍形式就是相对比较独立的块状文章。
“写科学论文需要一种叙事方式，”开放笔记本的创始人让—克劳德·布雷德利说，“你不能只是随意收集一堆发现，然后就把它们堆成一篇文章。通常来讲，一篇文章就是一个故事。”在他的化学学科内，他说基本的叙事方式是：“你打算做一件事。你创造了一种新的反应。这就是你能做的事。”他说得对；《自然》不会单单刊登一份数据表，除非它们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但是，布雷德利说，那个故事其实和大多数科学家的工作并不相符。一方面，“你得到了很多模棱两可的结果，但是你在叙事时不能用它们，因为它们并不适合这个理论”。布雷德利说，大多数开放笔记本中的数据都是这样的。即便如此，他说，开放笔记本“对其他人可能是很有用的，至少了解了哪些数据不管用”。
但另一方面，网络化的科学可以更加准确，因为那种权威性塑造的信任体系正在发生改变。布雷德利曾经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项任务，为他们所选择的一种化学物的属性，找到五个不同的出处。64结果发人深省。举一个例子：《生物技术和生物处理工程》（Biotechnology and Bioprocess Engineering）——一个受业内尊重的杂志——发表了一篇耗时5个月写成的、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论文中写到，咖啡因在水中的溶解度是21.7克/升（gpl），而绿茶的化学提取物（茶多酚，简称EGCG）的溶解度是521.7克/升。但是布雷德利的学生查阅了引用之后，发现这个数据和它的引用来源中并不一致，后者给出的EGCG的溶解度是5克/升。所以可能是刊印错误，将咖啡因的溶解度（21.7）附在了EGCG的溶解度（5）后面。但是，即便是5克/升也令人怀疑，因为这一连串的数据，来自于几个不同的来源，但都是出自一个公开发表的实验结果。不幸的是，后者的信息并不全，无法对它的准确性进行彻底核实。因此，不仅这一连串的公开数据明显出了错，我们事实上也根本不知道EGCG的溶解度到底是多少。而这只是布雷德利学生的发现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布雷德利并不是说，所有的科学数据都是错的。相反，他的观点是“信任不应该再插手科学”。我们曾经需要信任，是因为纸质基础上的出版模式，造成了知识与其来源的分离。而现在，科学一直以来其出版网络都是内部相互索引的科学，如今则存在于一个链接的网络中。我们创造链接，电脑搜寻着显示新链接的网页，而关联数据格式也令人们可以更加容易地创造出等待新用途的关联数据云。在这个超链接的环境里，我们将会继续讲述科学的故事，但这些故事被嵌入在一个相互连接的系统中。我们点击鼠标，就会看到数据。点击鼠标，就能让我们的电脑对截然不同的数据集作出比较，那些在科学数据或者科学故事中永远不可能消迹的反常和分歧，将会浮现在表面。点击鼠标，我们就能读到业余爱好者和专家们各自的评论。通过点击，我们表达回应，纠错，思考上下文，提出质疑，表示支持，或者结盟。
这将——而且正在——对科学和知识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科学是一种出版形式时，它的目的是生产——就像是一本出版物那样——和来源相分离的知识，那时科学体现在一种有自己生命的物理实体上。新一期的《自然》杂志送到了科学家的桌上，科学家就会如释重负地松一口气。她的研究终于公开了。如果，不幸的是，当天早上她就被一辆卡车撞上身亡，那这些知识也不会和她一起死去。知识有了自己的生命，人们可以追溯它的由来和发展，并评价它的重要性。
但是现在，既然科学变成了一种网络，知识就不再是被从科学系统中抽出来的产物。超链接的科学不仅将知识链接到它最初的来源，还将知识链接到知识被生产、使用、讨论、产生意义的语境和过程中。网络化科学的最终产物，不再是独立出版物所代表的知识。事实上，现在科学的最终产物既不能称之为最终，也不能称之为产品，它就是网络本身——是曾经为出现在有限的期刊资源上而争斗的科学家、数据、方法论、假说、理论、事实、猜想、仪器、阅读材料、雄心壮志、争议、思想流派、教科书、教职员、合作与分歧，是这一切的无缝连接。
所以，史蒂夫·平克是对的：科学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这一切都归功于网络。现在的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能够为人们获取的信息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关联数据云中产生了共享，各式协作工具允许科学家们可以跨越所有的障碍一起工作。由于这一切，我们得以对整个自然体系进行观察研究——包括单个的细胞——而这就在几年以前都是不可企及的。互联网加快了科学发展的速度。互联网拓宽了科学的疆界。现在，没有几个科学家不用互联网，或者会为了躲避上网而搬到一个荒无人烟与世隔绝的山区小木屋里。
但与此同时，我们好像又无可置疑地身处一个变得愚蠢的伟大时代。如果你不想理会那些麻烦的真理，你完全可以置身于网络上一群不学无术的人之中，他们给你提供的那套充满曲解的体系，能够让谎言显得比真理更深刻。我们很难去估计人类的文化到底因为网络而变蠢了几分，因为无从比较：曾经的媒体，常常会将辛苦得到的真理公之于全球，而将那些无知谬论缩小在地方：所以，能够出版发表的东西，都经过了虽不完美但却细致认真的过滤器的筛选，而琐碎的谎言则只能在传媒的高塔之外流行。然而，看起来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在谎言不仅找到了更广的受众，其地位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传统的媒体——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用这种报道方法：上午告诉我们，咖啡因能够预防老年痴呆，下午又告诉我们，正如讽刺报纸《洋葱报》（The Onion）[188]所报道的那样，“本周吃鸡蛋对你有好处。”65传统媒体太容易去夸大那些阶段性的、暂时性的发现，尽管他们可能也会在接下来用整整6段去指出，这项研究的对象只是几只小白鼠。虽然标题是正确的，但媒体给人塑造的科学印象则是科学是一种肯定无疑的正确观点的集合。但是网络化的科学则完全不同。这个科学无比庞大，永远存在分歧，讲究实用，借由命名空间来协调差异，而且永远不确定。一句话，网络化的科学看起来更像是科学家眼中的科学，而非媒体眼中的科学。
我们对媒体失去信心，认为它们总是会曲解科学也情有可原，因为媒体总是会为耸人听闻的标题所吸引。但是我们也应该怀有希望，毕竟，网络化科学的参与者，因为自己的参与，而对科学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了更好的理解。我们提到的参与者，并不局限于直接参与在线科学项目的人。网络向大多数参与者展现出的规模之无可比拟和分歧之不可避免，事实上也正是人类长久以来那种谦卑的科学观的特点：宇宙如此浩渺，乃至于我们不可能完全地了解它。
最好的结果，是我们使用网络的经验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科学的真正本质，它是容易犯错的人类中产生的一种宏伟的、持续的合作。而最坏的结果，网络会让我们对科学的方法、态度以及结果的理解，错上加错。
哪一种会发生，最好的还是最坏的？
两种都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