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问题问你，”他说着，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上面潦草地写着几个单词。他吸了一口气：“你相信现实吗？”
“当然！”我笑起来，“这算什么问题！”
这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77]《潘多拉的希望：论科学研究的现实》（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46一书的第一段。拉图尔是我们这个时代思考科学的最深刻的学者和哲学家之一。他的思考基于对工作中的科学家们的观察。
是啊，这算是个什么问题啊。但是其实也不难发现，我们是怎么到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地步。拿科学的发展来看，那种认为科学拥有坚不可摧、明白无误的真理的观念，在过去几代人中已经慢慢松动。
※ 1934年，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78]提出了一种可以清楚区分科学和伪科学的方法。他认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命题应该是可证伪的（falsifiable）——即，有能够证实它是错误的方法。47比如，“口香糖很快在唾液里溶解”可以被证实是错的，因此是一种科学的表述。“口香糖喜欢被人嚼”就没办法去证实是错的，因此不是科学的表述。判断一个命题是否能归为科学的领域内，不是我们知道它是真的，而是有某种可能的方式、在某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证实它是假的。
※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79]1962年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令我们对科学的看法也发生了“革命”。在库恩之前，人们认为，科学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前人辛苦得来的发现成为了新发现的开端，科学就这样点滴积累带领我们一步步逼近真实。但库恩则指出，科学不是这样简单的过程。相反，科学提出的问题，科学认为相关的事实，乃至科学给出的解释，这一切都发生于一种支配一切的科学“范式”下，比如亚里士多德、牛顿（Newton）和爱因斯坦（Einstein）的物理学。简单的真理，只有放在思想、体制和设备的复杂的历史体系中，才可能产生并具备意义。
※ 1968年，詹姆斯·沃森出版了《双面螺旋》（The Double Helix）一书，记录了他和同事弗兰西斯·克里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这本有趣易读的书却也令不少人愤怒，因为书中展示了科学家们不仅仅是被发现真理的欲望所驱动，更是为个人的野心所支配。自此之后有很多著述都确认了一点：科学也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影响。比如，在《世纪的哭泣》（And the Band Played On）一书中，兰迪·希尔兹（Randy Shilts）[180]就讲述了因为实验室之间的竞争以及政府机构只顾自己利益，而耽搁了艾滋病病毒的发现。
※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群松散地聚集在后现代主义标签下的思想家，已经全面挑战了科学的结构。伟大的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追溯了有史以来的科学“话语”——和库恩的范式粗略相似——并指出所谓的科学，并非是在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形成，而是由包括权力关系在内的历史所延续下来的庞大话语集群。48
回顾过去多半个世纪对科学的思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很清楚的：科学也无法独立于人类的弱点和历史的偶然性而存在。科学家之中的分歧，可能不是因为实验结果不同，而是因为范式的改变，或者是个人野心的冲突，或者是话语的不同。也正因如此，解决科学分歧要比相信你六年级老师的话更难。而现在，科学行进在一个以分歧和不同为特色的网络里。那么，科学将如何处理网络暴露出的这些分歧？
答案会有所不同，取决于是讨论科学家们的“内部矛盾”，还是讨论科学家与文化中其他部分的争执。不过两者也都有重要的共同点：网络化的科学正在学习与差异共处（和在差异中生存），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完全消灭掉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