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达尔文并不完全是一个专业的科学家。他不是任何一所大学或者类似机构的成员。支持他的科学研究的，先是他的旅行见闻，此后则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然而，他被吸收进了科学家的圈子，并且成为了诸如皇家动物协会（Royal Zoological Society）、英国皇家协会（the Royal Society）、伦敦林奈学会（the Linnean Society）[162]等科学机构的成员。
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163]则更称得上是完全业余。他没有通过教授高中学生的资格考试，只能担任代课老师。多年之中，他在自己修道院的花园中，观察豌豆一代代杂交之后产生的独特特性。今天，孟德尔的名字几乎总是和“基因学之父”联系在一起。但是终其一生，孟德尔的成果都没有得到认可，他自己也没有成为任何专业人士，或者任何科学团体的成员。
科学一向有拥抱非专业人员的悠久传统。毕竟，真理就是真理，不管是由谁说出来。但另一方面，如果孟德尔寄给达尔文的手稿上标注了来自一所知名大学，那达尔文或许就会打开来读一读了。19如果自学成才的数学天才斯里尼瓦瑟·拉马努金（Srinivasa Ramanujan）[164]没有在1912—1913年间给三位剑桥教授写信，那么他一生的成果，包括“拉马努金猜想”（Ramanujan Conjecture），都有可能湮没无闻。如果卡罗琳·舒梅克（Carolyn Shoemaker）[165]——一位“家庭主妇和全职妈妈”——嫁给的不是天文学家，那她可能就不会成为非专业人员中最有名的彗星猎人，并与人共同发现了列维—舒梅克彗星（Levy-Shoemaker comet）。20如果不是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的天文爱好者们观察木星时看到了两秒闪光并通知了专业人士，我们可能就不会知道，这闪光是一颗小彗星或者小行星撞向木星引起的。21非专业人士们能够成功是因为有专业人士们再去证实他们的发现。
网络并没有消除社会对有资质的、专业科学家的需求。网络也没有抹平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之间的界限。不过，它的确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更多的参与者，更加令人困惑的关系，更多更复杂地将社会与专业机构混合起来的关系。曾几何时，专业科学家和非专业科学家之间有着明显的鸿沟，它通过认证过程所界定和维持；而网络则伸出了无数的触手，试图寻找到跨越这道鸿沟的每一条路径。
第一届“创客节”（Maker Faire）[166]于2005年在旧金山附近的圣马特奥市游乐场（San Mateo Fairgrounds）举行。这项活动由《制作》杂志（Make）发起。22创客节吸引了20 000人参加，用杂志主编马克·弗伦菲尔德（Mark Frauenfelder）的话说，人们在这里看到了“自动平衡的两轮车，电脑控制的神奇画板，生物柴油处理装备，仿生多用途处理器，纯手工制造的RFID阅读器[167]，风力发电机，联网的市民气象站，鸟类学研究系统，翼龙复制品，还有其他成百上千件物品。”2008年，参加创客节的人比2005年增加了两倍。弗伦菲尔德并没有将人数的激增直接归功于对网络的兴趣。相反，他说，过去几年中，“部分曾将全部时间和金钱花在创立网络上的人，抬起头来看着他们的监控器，忽然意识到，世界本身就是那个终极的黑客平台。”
“创客节”代表了推动网络和网络文化发展的黑客伦理和美学。而且毫无疑问，即便是对那些不想拿着钢锯和成包的棉花糖“从事科学”——棉花糖做成的枪是创客的一个典型发明——的非专业科学家们来说，网络也是一个天赐良机。这么多网站，这么多论坛，YouTube上这么多视频。
非专业人士能做的，可要比发明几个逗笑的小插件要多得多。自从科学变得专业化和体制化以来，非专业人士来到了最容易推动科学前进的时代。这当然指的是在不需要建造比方说大型强子对撞器（72亿美元）或者太空空间站（1 200亿美元）的科学领域。我们已经看到了非专业人士大展身手的例子，比如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通过竞赛解决如何将石油从“埃克森瓦尔兹号”抽上来的工程难题。非专业人士还在以更为建设性的方式做出贡献。比如：23
※ 科技众包网站星系动物园（Galaxy Zoo）的志愿者们，创造出了据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星系影像数据库”。24 2007年6月，斯隆数字巡天计划贴出了100个星系的图片，并请志愿者为每个星系做一个简单的归类：它是漩涡星系还是椭圆星系？如果是漩涡星系，是顺时针旋转还是逆时针旋转？一年之中，这项计划就收到了5 000万个归类结果，对同一个星系有不同归类的，星系动物园会去核查。当这一过程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之后，星系动物园又启动了第二个项目，并提出了更为细致的问题。这个信息——当然是公开的、公众可以看到的——已经改变了专业人士之中习以为常的假设；比如，结果发现红色星系并非总是椭圆形的。[168]
※ 电子鸟网站（eBird.org）将鸟类观察者的名单集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鸟类迁移的数据库。而在由康奈尔鸟类学实验室（Cornell Lab of Ornithology）发起的CamClickr25项目中，“公民科学家”（citizen scientist）能够对鸟类的繁殖行为进行归类，从而科学家们可以借此搜寻并挑选出鸟的图片。而诺亚网站（NOAH）[169]上，任何人都可以提交自己用苹果手机拍的生物的照片，网站会将这种生物居住在哪里的信息添加到自己的数据库中。26
※ 2010年，8位分别来自意大利和埃及的地质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在《科学》杂志27上宣布，他们在南部埃及的沙漠中发现了一个陨石坑。而就在此之后一个月，一位意大利物理学家单枪匹马就在苏丹发现了一个陨石坑。她所用的工具只有谷歌地图，她自己协助开发的一款开源软件，以及一款非常流行的开源图像编辑程序。这些都是重要的发现，因为全世界已知的由外来物体形成的陨石坑也只有175个。《连线》杂志网站因此宣称：“坐在椅子上寻找陨石坑的时代已经来临。”28
也不是所有的非专业科学项目都采用众包的形式。Einstein@Home@Einstein[170]就没有将数据交给志愿者，而是将数据打包交给了网络上自愿参与的个人计算机；这些计算机会在没有被主人使用时进行运算。2010年8月，三台非科学家们拥有的计算机发现了一颗新的脉冲星，据《科学》介绍，这颗脉冲星可能在“以破纪录的速度旋转着”。29这种典型的业余科学，不需要业余人士做任何工作，他们只要把自己计算机的空闲时间捐出来就好了。
还有一些非专业项目，解决的是人类大脑特有的奇异功能这类复杂问题。比如，用计算机预测蛋白质如何折叠（这可以解释蛋白质的众多特性）一直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因为可能的组合方法多到堪称天文级别。所以，一群计算机科学家和生物学家联合开发了FoldIt，一款在线的多人游戏。玩家们在游戏里通过竞争或者合作，最终正确地折叠出蛋白质的结构。玩家们需要的唯一专业技能就是人类大脑特有的空间感。30对该游戏玩家的研究发现，人类在多种类型的问题上，都要比计算机的演算表现优异。
非专业人士可以通过众包来处理大量的数据，他们可以捐出电脑的空闲时间，他们可以利用人类大脑的特有能力，他们也可以通过更加私人化的方式参与进来。比如，1998年，身高1米9、正在打造自己“梦之屋”的29岁的木匠斯蒂芬·海伍德（Stephen Heywood），被诊断出患有ALS（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该病更常见地被称作路格瑞氏症（Lou Gherig’s disease）。ALS一般会在2至5年内致人死亡。海伍德的哥哥詹姆斯，对当时医学研究的速度、尤其是疗法的进展感到沮丧，于是他自己开始了广泛的医学尝试。他辞掉了自己在神经科学研究所（Neuroscience Institute）的研发工作，从加利福尼亚搬到了麻省，创建了一个ALS治疗进展基金会（ALS Therapy Development Foundation），到现在这个基金会已经有了13名全职科学家，得到了2 000万美元的资助。31 2004年，詹姆斯和他的另一个兄弟本杰明，以及他们的一个老友——三人都是麻省理工的毕业生——创建了“像我这样的病人网”（PatientsLikeMe.com）。这个网站允许病人分享他们治疗过程的具体情况以及后续的反应，同时将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匿名化之后提供给研究者以及医药公司。这些病人在与疾病的抗争过程中，自己都成了专家，因此他们能够提供高度相关的信息。
从鸟类观察者到ALS的患者，这些非专业人士通力合作的努力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善意。但是，他们对于科学知识结构和权威却影响甚微。这些例子中，非专业人士完成的都是简单的任务，几乎不需要什么科学技能或者培训：天上的这个白色斑点，看起来是像螺旋形的还是椭圆形的？医生给你开的新药，吃完之后有什么反应？这些非专业人士，并没有拆掉将专业人士围在里面的那堵资质之墙。他们延伸了科学装置，难道他们只是人体传感器吗？
